
美大学校长:今天的美国没有权力领导世界!
2020-10-07 08:44 作者:詹姆斯·戈德盖尔 布鲁斯·詹特森 我要评论(0)
核心提示:自上世纪90年代末,这个自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国家”一直表现得反复无常:短短20年间就出现了两位遭弹劾的总统、一次由最高法院做出最终判决的大选、引起国际争议的伊拉克战争,以及一场震惊世界的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选出了一位全球知名的黑人参议员做为总统,8年后,仅仅为了让这个国家朝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冒进,美国人选出了一个持有种族主义观点的真人秀节目主持人来担任他们的总统,而这个人却将这个国家的弊病归咎于其一众盟国的身上。
重磅 | 美大学校长:今天的美国没有权力领导世界!
作者:
詹姆斯·戈德盖尔,美国大学国际服务学院院长;
布鲁斯·詹特森,杜克大学公共政策与政治学教授。
美国并没有权力领导世界在谈判桌上,美国应有一席之地但不应总坐首席
美国理所当然应该领导全世界,这个观点至少在美国政府眼里是正确的。美国在二战后的70多年里一直扮演着领导世界的角色,而且大多数美国人也不希望这一角色被中国取而代之。因此人们很容易就会想到,如果美国人民投票让特朗普下台,让坚定的国际主义者拜登上台,那么美国就可以继续回到“谈判桌的首席”,正如近日拜登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文章“为什么美国必须再次领导世界”所声称的那样。但事实是,全球领导地位并不是天赋给美国的权力。
近来,特朗普通过一系列手段破坏了长久以来美国在人们心中的全球领导地位。尽管大多数美国的盟友(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等少数几个国家除外)都有“只要不是特朗普,谁上台都无所谓”的倾向,但要想恢复美国在世界上的建设性角色,除了宣布美国重新领导世界,重启特朗普前的策略外,需要做的还有很多。美国必须接受其全球地位的根本性转变。从历史角度来看,美国从远离世界到主宰世界,再到现在的融于世界,这种转变需要一段调整期。
劣迹斑斑的模范生
自上世纪90年代末,这个自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国家”一直表现得反复无常:短短20年间就出现了两位遭弹劾的总统、一次由最高法院做出最终判决的大选、引起国际争议的伊拉克战争,以及一场震惊世界的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选出了一位全球知名的黑人参议员做为总统,8年后,仅仅为了让这个国家朝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冒进,美国人选出了一个持有种族主义观点的真人秀节目主持人来担任他们的总统,而这个人却将这个国家的弊病归咎于其一众盟国的身上。
如果我们以看待财政货币的方式来看待政治体制,即通过其在均衡区内的波动情况来衡量其稳定性,那么美国的盟友们凭什么会相信即使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失利,美国的政治体制也会长期处于政治均衡区内呢?相反,即使是关系亲密的盟友也将不得不两面下注,以防美国在接下来的总选大选甚至是2022年中期选举后再次发生转变。
自上世纪90年代末,这个自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国家”一直表现得反复无常
美国的国内政策并没有使美国成为治国有方的模范。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31个成员国中,美国在社会公正方面排名第27,由此也可以反映出美国早在特朗普执政前就已存在的政策性问题。美国经济平等已经失衡了40多年,与此同时,民众“绝望而死”的情况也在快速上升。系统性的种族主义也玷污了美国在其海外苦心树立起来的民主、正义和法治捍卫者的形象。
而借用普利策新闻奖得主阮越清(Viet Thanh Nguyen)的话来说,这些是“我们国家政治体制存在的先决条件”,从美国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虽说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完美地应对新冠病毒(就连新西兰在三个多月零病例之后仍出现了社区感染的情况),但也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拥有如此激烈的政府内部斗争,甚至在立法会大楼里,抗议疫情期间政府采取封禁措施的人员可以手持枪械耀武扬威。就连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这一曾经被认为是全球疾病监测和控制的黄金准则如今也已经名不副实、声誉下降。
系统性的种族主义玷污了美国在其海外树立的民主捍卫者形象
截至7月中旬,美国因新冠病毒死亡人数超过美国对外发动四场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越南战争、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截至9月底,美国新冠病毒死亡人数又增加了43%。尽管国家经济持续低迷,美国仍然难以摆脱政治上的尔虞我诈。既然如此,人们凭什么会认为美国能真正担任领导全球的重任呢?甚至是强权政治学派的教父汉斯·摩根索都强调这一必要性,即集中精力在美国国内创建一个可以让其他国家争相效仿的模范社会。
试想一下:如果仅有17%的美国人信任美国政府,那么其他国家的人民凭什么要信任美国?
远离世界,主宰世界,融于世界
在建国一个半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利用其远离欧洲和亚洲的地理优势,基本上与世界其他国家保持了距离。但这个国家并没有严格地孤立自己,而是有选择性地挑选何时何地与这个世界产生交集。1945年后,美国基本主宰了世界,在军事、经济、意识形态和外交方面都占据主导地位。1991年苏联解体后,它在这几方面的主导地位更加明显。时至今天,美国终于发现自己并未远离世界,也并未主宰世界,而是融于了这个世界,也就是说它在对全球事件和各方力量施加影响的同时,也在被这些事件和力量所影响。
当今的世界已不再是一个任何国家——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能凌驾于他国之上的世界。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变化降低了这种主宰世界的可能性。
当单一的安全威胁使一群国家联合起来,意图取代另外一些可能持有不同利益的国家时,大国最容易在这一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以19世纪初为例,由于拿破仑时期所带来的浩劫,欧洲多国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集团;再比如冷战时期,当美苏两国互视对方为己方的威胁时,其他国家纷纷找到这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来寻求庇护。然而,21世纪尚未出现一个首要的、共同的安全威胁。小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的全球“反恐战争”并未成功创建一个这样的集团。中国也已经变得更加强大,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十年里保持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但是,对于那些希望同时与这两个国家保持关系的国家来说,美国在煽动“新的恐华论”上所做的努力并不会吸引它们更支持美国。
当今的世界已不再是一个任何国家能凌驾于他国之上的世界
在当今威胁和利益相对分散的世界里,少有国家能从强烈排他、仅与一个大国建交的外交关系中获取最大利益。冷战期间,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友确实担心苏联入侵或者破坏它们的政治制度。但如今,少有国家会有类似的担忧,相应地,也就少有国家觉得有必要选边站队。尽管印度和澳大利亚都与中国关系比较紧张,但是在涉及共同利益的话题上,它们仍然选择与中国合作。尽管特朗普政府全力支持以色列,但是中国现在已然是以色列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以色列经济中日益重要的投资大国。特朗普的另一宠儿沙特阿拉伯可能也会因发展核武器计划而选择向中国求助。
在冷战时期以及冷战结束不久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凭借其军事优势和国际经济的中心地位成为了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保护者。然而,这两种优势在今天都已无法再提供类似的影响力。虽然美国的军事力量在透过北约和印太伙伴关系提供威慑力方面仍然至关重要,但它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耗去了近20年,损失超过6万亿美元,这些都表明美国的军事优势在实现战略目标方面的效果十分有限。美国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额随之也从1951年的51%下降到1991的25%,直到现今仅剩约15%。同时,尽管美国对伊朗、委内瑞拉和朝鲜实施的制裁使这些国家承受了沉重的经济代价,却也没能让他们对美国俯首称臣。
几乎没有国家能从强烈排他、仅与一个大国建交的外交关系中获取最大利益
冷战期间,美国之所以能够发挥领导作用,部分原因在于它将世界划分为了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但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有其局限性。民主制国家的盟友是美国天然的伙伴,要对抗中国和俄罗斯这些国家,最强的外交政策依然还是拉拢这些民主国家。但是在与非民主国家建立盟友或伙伴关系时,美国的态度即便不说是虚与委蛇,也是缺乏连贯性的。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现在,在军备控制、防止核扩散、气候变化、以及现在总所周知的新冠疫情等问题都需要美国与中俄合作才能实现美国的目标。
确实如此,新冠病毒和不断恶化的气候危机同时发生,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美国生活于世界之中,而非凌驾于世界之上。即使美国在预防流行病毒和气候变化方面有着一流的国内政策,但它仍然会受到世界上其他国家行动的影响。全球每年因气候变化死亡的人数达到了40万,而2018年恐怖主义造成的死亡人数不到1.6万,而且预计到2030年,这一比例仍将增长50%。建立应对此类威胁的弹性机制必须是一项全球共担的事业。
领导世界,但要学会收敛
美国依旧实力强大,但既然已经无法主宰世界,融入世界就需要对国际主义采取收敛而非复原主义的态度。美国要认识到其他国家在全球领导关系中能够且必须发挥作用。未来,美国将很少会在国际问题上单独发挥领导作用,而且在某些问题上,会有更合适的国家站出来。美国的国内舆论支持这一做法,有68%的人更愿意看到美国分享领导权,而非霸占。
拜登政府不能仅仅只是回到特朗普已经放弃的多边协议上,例如巴黎气候协定和伊朗核协议。他需要更进一步推动这些协议发展。即便特朗普没有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并且所有国家都能信守承诺(实际上很少有国家做到),温室气体排放仍然会接近其应有水平的两倍。因此,拜登政府不仅应该重新加入协会,还应该推动巴黎峰会,使签约国的承诺更具约束力和执行力。拜登可以利用民主党进步派的能量与热情,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大展宏图。皮尤研究中心近来的民意调查显示,如果拜登能这么做,他将获得近2/3美国民众的支持。
至于伊朗核协议,它最初的目的是解决核扩散问题,并为解决伊朗和美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奠定基础。如今,该协议的落日条款即将到期,且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重新加入核协议已经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各成员国需要更强有力的、与时俱进的新协议。但是美国做出的承诺是否能长久不变,伊朗对此持谨慎态度,也在情理之中;欧洲人对特朗普向伊朗施加二级制裁也愤怒不已;俄罗斯和中国也趁势参与抵制美国对伊朗制裁,尽管伊朗无核化符合两国根本利益。这些情况都需要伊朗核问题六国齐心协力,付出更大的努力。
未来,美国将很少在国际问题上单独发挥领导作用
收敛的国际主义需要对美国的盟友进行重新评估。美国既不应该自动维持,也不应该陡然终止其长期承诺,但是美国确实需要基于当前的国家利益重新校准。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就是一个完美的开始。冷战结束后,欧洲似乎仍然需要美国保护它的安全:德国的邻国们担心德国统一,暴动战争也搞垮了前南斯拉夫。但是,现在美国到了该积极支持欧盟提高自身防御能力的时候了。这种努力不应被视为对北约的威胁。事实上,北约与欧盟间的合作,以及美国与欧盟关系的加强,将是它们成功的关键。
美国应该把北约看作是与加拿大和欧洲协调安全政策的工具,而不是统治盟友的一种手段。美国的“亚洲再平衡”外交战略取决于它是否有一个更强大的欧洲,能在美国的后院为它卖力。随着时间推移,美国应该更多扮演一个支撑的角色,而不是像上世纪90年代在西巴尔干半岛那样处处发挥主导作用。
在印太地区,美国的地区性盟友需要美国提供存在感以及承诺,但是它们与中国还存在利益关系,不愿迫于压力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日本出于自身考虑,与中国举行了双边峰会。区域内协议(比如澳大利亚与印度之间、澳大利亚与日本之间,以及东盟内部的协议)在地区安全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美国的政策需要与这些趋势合作,而不是对抗,强化其他国家在面对中国时的利益,而不是对该地区的两极化现象施压。
拜登政府不能仅仅只是回到特朗普已经放弃的多边协议上
在以更现实的视角来看待领导力时,美国可以且应该重新校准其在中东的角色,包括其与沙特的关系,并且在亲手打造该地区未来局势方面,总体来说要适当降低预期。在阿富汗,美国应该致力于高级别的、区域性的外交活动,与巴基斯坦、印度、俄罗斯、中国、沙特和伊朗保持接触,尽管这些国家有自己的利益集团,但一旦美国离开他们的一线位置,他们也会有很多风险。虽说不一定能百分之百成功,但是这种战略外交的成效要比把美国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拖的更长要强。
在应对与20世纪那场大流感可以相提并论的新冠疫情时,美国可以发挥全球领导作用,但更恰当的做法是与其他国家合作,允许其他国家通过自己的想法和能力发挥带头作用。世界卫生组织需要改革,但美国不能采取惩罚性措施,而是应该效仿德国和法国去增加资金投入,为树立更强有力、更独立的世卫组织权威提供广泛的支持,建设性地推动世卫组织的变革。此外,美国多年来一直让其他国家向自己学习,现在,美国应该好好向其他国家学习。新西兰的自由派政府、澳大利亚的保守派政府、德国的中间派政府、意大利天生弱势的政府以及韩国政府等做得都比美国好。虽然政策无法像做手术一样从一个国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身上,但是经验是可以吸取的。当新冠疫情得以减缓时,美国官员应该立即成立事实调查团,向那些抗议更加成功的国家吸取经验,以便美国能更好地应对下一场全球卫生危机。
尽管美国不会永远——也不该永远——坐在全球谈判桌的首席位置,但是此次疫情显露出了没有美国列席的谈判桌会是何种情形,但其他国家也并不只是在等待戈多。美国需要摒弃任何天赋神权的意识,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尽可能地融于21世纪的世界中,成为一个全球领袖。
编译:叶阳阳(译通社英语编译)
校对:孙南飞
编辑:林祉欣
来源: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orld/2020-09-25/united-states-not-entitled-lead-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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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译通社 | 责任编辑: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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