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周刊:中国数学奇才的三重危机
2018-12-06 10:01 我要评论(0)
核心提示:一项神秘的对冲基金利用英国司法体制惩罚一名黑客,即使他已经被捕入狱。
原文标题:The Triple Jeopardy of a Chinese Math Prodigy
译文标题:中国数学奇才的三重危机
原刊媒体:商业周刊
作者:Kit Chellel、Jeremy Hodges
原文链接:https://www.bloomberg.com/news/features/2018-11-19/the-triple-jeopardy-of-ke-xu-a-chinese-hedge-fund-quant
徐柯
在被贴上盗窃犯的标签并被赶出对冲基金产业之前,在他是一名高盛银行家和数学奇才之前,徐柯是中国湖北省的一个喜欢解谜的小男孩。他的父母是政府低级职员,家里没有太多的钱,于是徐在家里四处寻找老旧的数学和科学教科书。他每天沉迷于《十万个为什么》——具有毛式味道的儿童习题集。公社想要建造40辆拖拉机,需要买多少只轮子?
徐16岁的时候,老师发现了他的天份,推荐他获得了新加坡莱佛士书院的奖学金。那是一所著名的英国式寄宿学校,其拉丁语座右铭是Auspicium melioris aevi(未来的希望)。徐很快掌握了英语,对学校其它课程也驾轻就熟,但是板球是他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团。
从莱福士毕业后,他前往英国,在剑桥大学学习数学,最终在250名学生中以第三名的成绩毕业。之后,离家千里之外、对职业发展没有任何头绪的徐采纳了一位曾经在伦敦市政金融机构工作过的教授的意见,申请了高盛招收应届毕业生的项目。
他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加入这家投行,并且很快以敏捷的思维和勤奋的态度征服了他的同事。信用衍生品定价团队中的人与他类似,都是具有不同国际背景的数学奇才。尽管徐喜欢这份工作,但他没有感受到挑战性,而且也不大赞同高盛集团金钱和权力至上的信条。他在领英上说自己的职位是“哥们”,其中一项技能是“制作面包黄油”。
身高5英尺、喜欢在眼镜后面斜射出目光的徐外表并不出众,但是他的自信心爆棚。“我生来就是一个超级交易明星……数学技能、商业头脑、勤奋、有竞争力、有远见、意志坚强,”根据一项针对他的法律诉讼文件,他曾经向女朋友孟洋这样吹嘘,“我不能辜负我为自己设定的卓尔不群的期望。”
到了2012年,信用衍生品已经不时髦了,他决定尝试一些新鲜的工作。于是28岁的徐各处求职,最终得到了G-Research的一份工作。这家公司是德普隆基金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的一个分支机构,公司名称来源于它的创始人彼得·德普隆——一位从不抛头露面的对冲基金高管。G-Research的网站声称公司是数据研究的业界领先者,口号是“创造今天,预测明天”。其基金详情就像公司创始人一样神秘。徐和他的新同事对于基金的运作方式和规模一无所知,但是根据办公室安保的级别和他们签署的那些保密协议,他们知道这份工作具有极高的价值。
量化交易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过程而不是方式。一项量化策略是严密的科学分析的结果,运用计算的方法识别价格差异,一遍又一遍地模拟,寻求最大回报和最小风险的交易模式。其目的是消除那些导致错误交易的人类固有缺陷,比如贪婪、恐惧和无序。但是电脑只能按照指令行事,所以人脑的力量是至关重要的。
徐发现这份工作很孤独。他整天都在G-Research的“安全区”里写代码,这里进出只能通过一个小门,那里装有生物指纹识别和重量感应装置,以侦测是否有不被允许的设备进入或离开办公室。他知道这份基金没有外部投资人,所有盈亏都由老板独立承担。德普隆——被他的员工称为P de P——每天都会打电话来询问挣了多少钱、亏了多少钱。他偶尔会出现在办公室,一头金发、戴一副运动框眼镜,衣着休闲——白T恤、牛仔裤、运动鞋。徐觉得他既和蔼又有贵族气息,就像英国顶级私立贵族学校伊顿公学中的举止和气度。
徐在加入G-Research几个月之后领导了第一笔奖金,其金额撕碎了他跻身对冲基金金领的梦想。“奖金只有3000,”他在聊天软件上对孟洋说,“操……为什么?只有12月份的奖金,但还是太、太、太糟了。应该更多的。”
于是他把自己那令人生畏的智力全部投入这项工作,周末加班,频繁地向他的主管本·哈德利汇报,以至于被斥责有点烦人。他设计了20个交易策略——用量化交易的术语来说“信号”——并无休止地用模拟环境测试。其中7个被证明可以获得足够的收益,并被应用于真实的市场环境。2014年初,发放第二年奖金的前夕,徐很乐观。“如果我今年能拿到110万,下一年就应该是330万,”他对孟洋说,“再下一年就是1600万,之后就是1亿。”然而,哈德利告诉他,他的奖金是40万英镑。这对于一个来自中国农村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是一笔巨款了,但是远低于他的期望。
徐忘我地投入工作,这对他的恋爱关系是一种考验,遥远的距离更是雪上加霜,孟洋在香港一家公司做企业律师。“我真的很爱你,但我一定要赢。”他有一次在信中写到。领到奖金之后,他决定不再每周花几个小时给她打电话了,他应该辞职,回到中国。他需要离她近一点,而且亚洲似乎是一个更能让他施展抱负的地方。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当他准备辞职之际,徐开始偷偷访问同事们的“信号”。他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还存在争议。G-Research后来起诉他盗窃交易策略,用来为自己或竞争对手获取利益。徐表示他在编写代码时才思枯竭,需要一些灵感。但他也承认手握现成的信号更容易找到好工作。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G-Research除了办公室的严密安保措施之外,还会把用来交易的编程代码打乱,主要就是为了防止被拷贝。于是徐编写了一个解码软件,可以转化被打乱的代码。2014年的几个月里,在依然是G-Research的雇员期间,他在伦敦南部一个不知名的住宅区的公寓里远程办公,用加密令牌登录公司的系统。3月份他的登录时间长达336个小时——整整14天。4月份和5月份分别是15天,6月份17天。他在一台显示器上阅读公司的机密,旁边一台显示器上播放他喜欢的音乐“凤凰传奇”——一名传统女性歌手和一个短头发饶舌歌手的组合。与此同时,他还在寻找工作。他得到了来自亚洲的两份工作,但是告诉G-Research的经理他没有离职的打算。
幸福的生活似乎开始了。那一年的7月,徐和孟洋在伦敦丽兹酒店举办了婚礼,双方的父母都来现场参加。7月29日,徐的母亲拎着沉重的行李飞回湖北。里面是儿子交给她的7台电子设备,其中包括一台电脑。
接下来那个星期的一天晚上,徐清理好他在G-Research的办公桌,把一些文件和电脑装到手提箱里。然后把一封辞职信放在哈德利的桌子上。“亲爱的本,”信中写到,“在G-Research工作是一段非常愉快的经历。”徐说公司的薪水颇具吸引力,他的离开是因为家庭原因,而且“近期不打算从事其它工作”。他回到自己的公寓,最后一次登录系统,之后登上飞往香港的飞机。
徐的突然离开立即引起了怀疑。第二天早晨,G-Research的安保人员查看了当天晚上的监控记录,公司的律师申请到法院紧急指令,要求徐归还他从公司带走的所有物品,并上交他的护照。这时,他已经飞行在三万英尺的高空。
德普隆公司立即请安理国际律师事务所介入此案,这是一家顶级律师事务所,在全球有分支机构,以积极捍卫企业客户的利益而闻名。徐到达香港国际机场的时候,已经有安理的人在等他。“你是徐先生吗?”一个男人问。徐说他不是,匆忙走向出租车等候处。
律师还找到香港法院,申请到徐的旅行禁令。公司担心他下载了运行交易算法的软件,要么供自己使用,要么交给竞争对手。量化交易所发现的市场机会差异并不大,反应速度取决于交易员如何使用这些工具。如果其他人使用德普隆的策略,实际上等于从他的口袋里掏钱。
第二天,徐回到机场,准备搭乘飞机前往中国大陆。他被告知不能离开。于是他来到香港边界处的火车站,见到了他的岳父和岳母。他交给他们三个台式电脑和一个笔记本电脑。“交给我的父母。”他说。分别之前,他们交给他一包装在泡沫箱里的羊肉,那是一点点家乡的味道。
安理并没有花太长时间就再一次找到了徐,这一次是在他妻子律师事务所的大堂。安理的人请他说出手提箱、文件和电子设备在哪里。徐说他唯一的设备就是一部苹果手机。G-Research把这件事上报给伦敦警方,警方搜查了他的公寓,并与中国官方取得联系。8月14日,香港警方到徐妻子的公寓实施逮捕。他正在那里等他们。一位警官发现了装羊肉的箱子,问他里面是否还装有其它东西。徐说显然没有。他们把他关进了市政监狱。
英国警方要求把他引渡到英国接受犯罪指控,他表示愿意前往。他的想法是,无论会发生什么事,尽快结束掉就好。2014年12月,他搭乘商业航班回到英国,同行的还有三位警官。
回到伦敦之后,徐被禁止保释。他被监禁到第二年6月,之后他表示认罪,他在一份书面声明中承认修复了55项G-Research交易策略供个人使用。7月3日,他被判处4年监禁。如果算上假释期和已经服过的刑期,他大约在一年后就可以重获自由。“站在我面前的大部分人都只能梦想你本来可以在未来几年获得的奖金。”法官说。
在整个案件审理期间,徐否认保留了G-Research的代码,也没有复制、出示给其它人,除了警方在他公寓中发现的几张手写便条。问题是,他的前雇主不相信他。
每一天,计算程序都在决定美国股市95%的交易量。从人工到机器的转换让大部分的高端银行和对冲基金机构找到了盈利的机会,但这也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盈利策略可以被装在一个小小的设备中,轻易被带出门口,金融企业和司法制度都在想方设法应对这个现实。
有限几个引人关注的代码盗窃案件的判决尺度不一,法官和检方似乎对于数字犯罪的定义存在分歧。高盛程序员谢尔盖·阿列尼科夫被控下载数千行代码,在纽约法院长达6年的审判期里,他先被定罪,之后被宣判无罪,然后又被定罪。在最终被判决8年刑期之后,他服刑了一年,于2012年被释放。另一起案件中,一位中国量化交易员被指控盗窃纽约Two Sigma公司的代码,被判监禁10个月。鉴于审判期间他已经服过的刑期,判决后他很快就飞回了中国。
在英国,饱受委屈的金融企业有另外一个武器来保护他们的秘密:一项古老的英国司法传统“私人检控”。这个制度允许一个犯罪行为的受害者调查和起诉犯罪嫌疑人,如果公诉机关未能履行职责的话。
理论上说,私人检控可以被任何想要进行犯罪起诉的人使用。以前曾经有被害儿童的父母和谴责同性恋媒体亵渎上帝内容的保守派活动人士动用这个手段。但是发起一次私人检控花费昂贵,所以现实中大部分的起诉方都是准备好几百万英镑的企业。
司法部并没有精确统计私人监控的案件数量,英国资深法官说他们觉察到近期案件的数量有所增长,因为政府机构都在忙于更复杂的案件,而且缺乏资金。批评人士曾经提出警告,这有可能会导致让富人受益的双重司法体制。但是也有一些防范措施,总检察长、公诉人和法官在案件存在虚假因素或者不符合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可以叫停诉讼。
德普隆的公司得到一个机会来干预徐的案件,在庭审的过程中,法官依据“犯罪收益”法发布了一项法院令,要求徐交出他持有的所有机密信息,并告知他与谁分享过这些信息。如果他拒绝服从,将会面临更长的服刑期。伦敦当地警方执行法院令,在2015年12月把徐从狱中提出,进行盘问。他对所有问题的回答都是“无可奉告”。
警方的调查似乎走进了死胡同,于是G-Research开始用私人检控的方式查找究竟谁接触过55个失窃的信号,以及被发往中国的电脑中储存了哪些信息。公司聘请了私人侦探、专业律师和法院IT专家,收集到足够的信息呈交法庭。7月,徐被宣判一年之后,离刑满释放还有一个月的时候,他被带出旺茲沃思监狱,被起诉违反犯罪收益法院令,然后被送回牢房。
庭审在12月开始。徐面临五项指控,有关失踪的电脑和代码,以及他拒绝说出谁知道这些信号、副本存放在哪里。尽管G-Research的律师费用由自己的对冲基金支付,但他们也有机会对陪审团陈情,根据私人检控的规则,他们代表王权,也就是英国政府。
徐在第一次庭审时出现在证人席上,他否认持有G-Research公司的复制软件。当被问到是否和任何人分享过信号时——公司保守估算这些信号价值3000万英镑——他说:“不,这会给他们带来麻烦,也会给我带来麻烦。”然后他用一些颇为离奇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无法归还那些被送到中国的设备。其中一个理由是借给一个亲戚,然后被偷了。他的父母把其余设备丢进了长江。当他说还有一台电脑被与过世的叔父一起火化时,法庭里爆发出一阵笑声。
G-Research的律师还盘问徐有关他在离开英国之前所收到的聘书。其中一个来自Cubist Systematic Strategies,它是百万富翁史蒂文·科恩名下Point72资产管理公司的一个分支机构。科恩刚刚搞定一项烦人的丑闻,徐知道此事。尽管科恩本人没有被起诉,但是他的公司SAC资本的若干名雇员在遭到内部交易调查之后被判有罪。公司后来表示认罪服法,并支付了18亿美元罚金取得庭外和解。
徐表示,他在2014年6月前往康涅狄格州与科恩在他的办公室短暂会面,周围是公司内部交易的显示器。科恩告诉徐,Point72是一个精英汇聚的公司,他的努力工作一定会得到回报。“所有人都喜欢我,尤其是史蒂文。”他后来对妻子说。他拒绝接受G-Research的暗示说他向Cubist透露了任何机密信息,他说他相信科恩不敢使用这些信息。“他已经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对陪审团说,“他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Point72拒绝对此发表评论。)
徐的母亲陆娟荷在中国一家律师事务所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出庭作证。网络的连接质量不好,图像终于出现之后,光是作证前的发誓就用了几分钟时间:英国律师请法庭翻译让一名中国律师问陆,她是否保证讲述事实。法庭上的询问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继续。陆表示,儿子交给她的电脑——总共5台,加上一个硬盘、一个iPhone手机和一些记忆卡——是她收到的礼物,算是她的个人财产。她记得有一位律师到家里来试图拿走这些东西,这让她很生气,于是在12月30日凌晨5点与丈夫驾车到长江边,把其中一些设备丢进了江水。
G-Research的律师詹姆斯·海因斯质疑陆的故事:“那天早晨你根本就没有离开家,对吗?”
她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有私人侦探在监视你。”他回答。陆大吃一惊。
“你为什么要找私人侦探?”她问。
“他们在监视你。”海因斯说。
中国侦探在过去11个月里都在跟踪陆和她的丈夫。两名侦探出庭作证,说他们在附近租了一间公寓,轮流在一辆汽车中监视这对夫妇。他们拍了很多照片,其中一张拍摄的是徐的父亲——一位退休的会计,有心脏病——照片下面的注释是“目标从1点到5点打麻将”。侦探还出示了他们在12月30日从凌晨4:28开始每隔一小时拍摄的这对夫妇门口的照片,以证明他们一直在监控目标的行踪。
2017年1月,陪审员认定徐犯有5项私人检控中的两项罪名。尽管他没有归还电脑的义务,但他未能明确解释盗取信息的去向,以及有什么人接触过这些信息。法官判决他额外18个月的刑期,并说:“我们都知道你的把戏。”
如果有德普隆之外的公司雇用了徐,他的法律问题就到此为止了。但是他的前雇主并不打算放弃。
徐在伦敦皇家法院外。
德普隆从未接受过媒体采访,他也拒绝对这件事发表意见。他的发言人帕蒂·哈佛森在一封邮件中说,他是一个“非常关注隐私的人”。根据公开渠道获取的点滴信息,以及对现有和前任雇员的采访,他在格恩西长大,那是位于英国和法国之间的一个海峡群岛。他的父亲是当地一名政客,家族的名称来自这个岛屿的传说。临近圣彼得港的一条道路名叫“德普隆大道”。
彼得·德普隆在1997年开始从事对冲基金,其启动资金来自乔治·索罗斯。据德普隆一项早期基金机构山特内尔(名称来自海峡群岛的巡逻警官)的主席和密友亚历克斯·里巴罗夫,他“有了足够的资金之后立即”进入算法交易领域。里巴罗夫在2000年离开公司,他说系统开发和招聘专家“就像军备竞赛”。
根据MARHedge的报道,1999年这项基金大约在管理1亿美元。徐在作证时说,2014年,资金池大约在30亿美元到50亿美元之间。德普隆的一位发言人不同意这个数字,但拒绝进一步解释。尽管规模巨大,但前员工说这笔钱大部分都是德普隆的个人资产,而且一些统计个人财富的机构,比如《商业周刊》,从未把他包括在内。甚至这家对冲基金的名字都笼罩在迷雾中。公司的发言人说曾经有一家公司叫做“德普隆基金管理”,但现在已经没有了,而且组成德普隆商业帝国的各家公司也没有统一的名称。
伦敦G-Research所使用的量化交易手段形成了交易算法软件,它来自格恩西的一间办公室。据一位前员工透露,岛上的交易员轮流值班,确保软件24小时运转。他们的工作是监控软件的运作情况,发现错误,在市场异常波动时做出调整。这位员工说去年集团的收入是7亿美元,德普隆的发言人对此表示否认,说:“这个信息不可以对外公布。”
仅有的有关德普隆的报道主要关注他的政治影响和他早期的法律纠纷。他的公司向英国保守党捐献了60万英镑,其中一部分资金流入了立法委员安德烈娅·利德索姆的口袋。她在2016年未能被选为党首,现在是下议院的领袖。据英国媒体报道,利徳索姆与德普隆的一位员工结婚,她在成为议员之前在德普隆的公司就职。(利徳索姆的一位发言人拒绝对此发表评论。)
至于法律纠纷,德普隆在去年提起一项诉讼,指控《太阳报》错误地把他与一项海外税务丑闻挂钩。《太阳报》最终发表了一份更正报道,并道歉。他还起诉他的哥哥和哥哥的前妻,有关他的父亲在2009年死后的一笔家庭贷款。他的哥哥在一封邮件中说,彼得作为遗产管理者有被委托人的责任。
大约在同一时间,德普隆被卷入另一项法律纠纷,似乎预示了他的公司与徐打官司的事件。一年前,5名程序员和经理离开G-Research——当时的公司名称是GR软件研发有限公司——自己做起了对冲交易。公司首先威胁提起诉讼,之后在2011年正式提交了法律诉讼。G-Research表示并没有丢失任何物品和信息,但是它认为这5个人在公司学到了量化交易的技巧,所以他们的新平台一定与公司的类似,是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
相关的法律文件让我们得以一窥德普隆的商业帝国。在几位前雇员的法律文书中,他们说德普隆是一个“掌握巨大财富的人”、一个“行事隐秘、有偏执保密狂的人”。他们说,自从辞职之后,安理的律师“开始无休止地威胁他们要采取法律手段”,导致他们提起了一项指责对方骚扰行为的反诉讼。据诉讼文件显示,格拉汉姆·埃德沃兹——被称为德普隆“左膀右臂”的一位高管——发给他们一封威胁邮件。“我们会动用一切手段阻止你们把我们的系统卖给别人,”埃德沃兹写到,“不管赢还是输,我们会咬住你不放。我们还要以此告诫别人,别打我们的东西的主意。”
2009年,两位前雇员在他们的法律文件中说,他们在汽车上发现了跟踪设备,不得不报警。一个人说,有一次他在家附近与妻子和儿子走路时,发现被一辆蓝色面包车跟踪。其他人记得在酒吧里被陌生人用手机拍照。这项法律纠纷一直持续到2014年,双方在庭外秘密和解。(5名员工目前就职的公司Quadrature Capital拒绝发表评论。)
当徐把辞职信放在哈德利的桌子上时,他知道这些事。在庭审中,他说他曾经听说一名资深员工辞职时,德普隆“非常非常生气”。这也是徐决定匆忙离开的原因之一,他担心这些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尽管获得了18个月的额外刑期,依据英国的假释条例,徐依然可以期待在私人检控结束后几个月就可以出狱。按照外国罪犯的通例,他必然会被遣送回国。他已经开始设想自己的新生活,或许去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但是宣判后不久,安理律师事务所给监狱写了一封信,反对假释,说他的行为“用心险恶、老谋深算、自私自利、是对法庭权威的侮辱”。与此同时,公司请求移民部门延迟他的遣送期。
他们没有收到任何回应,于是德普隆的公司起诉政府,并开始向典狱长、假释官和司法部发送后来被政府律师称为“铺天盖地的文件”,索取一切有关徐的案件的信息。律师在一份法律文件中写道:“政府官员应当得到保护,远离这种消耗资源和分散精力的行为。”(安理的一位发言人说公司的行为是恰当的,与徐罪行的严重程度相符。)
徐刑满之后被送往移民关押中心,等待遣送,那里四周筑有高墙和铁丝网——除了名称,和监狱没有区别。就在那时,G-Research再一次提起诉讼,它向伦敦商业法院要求徐对破坏劳动合同条款的行为给予补偿。在1月份举行的预审听证会上,公司的一位律师面对法官说,“我们的目的是获得事实的真相”,如果竞争对手得到了那些信息,会让公司损失数百万英镑。他要求徐在诉讼期间不可以离开英国。
徐的身边没有律师,手里拿着一个装着文件的塑料袋,就像一个可怜虫。“被告已经接受了法律的惩罚,”他在法庭上说,“不能再次惩罚他。”他还质疑,已经过去了若干年,那些交易策略是否还像公司声称的那样值钱。
在法庭审理他的案件期间,徐被保释出狱。他在今年3月16日——距第一次被判刑三年7个月之后——走出了旺茲沃思监狱。重获自由的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买了一个肯德基全家桶。当天,安理致信英国移民局,要求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把徐留在英国。
3月末,徐在伦敦东部一所普通的公寓接受《商业周刊》的采访,他和一位朋友住在那里。这个地区并不富裕,但是透过迷雾可以看到金丝雀码头的摩天大厦。他来开门时穿着一件灰色运动衫和一双拖鞋。沙发上有一张儿童毯,那是他临时的床。他建议到外面去喝咖啡,“我不知道这里是否有监听器。”
不难看出朋友们为什么没有放弃他,他在高盛的一些前同事甚至还为他的初期诉讼集资。他凭借怪异的幽默感度过了英国最大、防范最严密的旺茲沃思监狱生活。他说他看到了那里的暴力和毒品,但人身从未受到威胁。无聊和想家是最大的问题。当被问到是否了解妻子的近况时,徐说是的,她送来了离婚协议书。他只是沮丧地耸耸肩。他本来期望能在2018年底回到中国,但未能实现。“很难判断他们的律师还会耍什么花招。”他说。回到家之后,他再也不想与对冲基金行业有任何瓜葛了。
同样不难看出的是他为何会激怒对手。他有一种挑衅,甚至狂傲的姿态。当被问到他是否做错了任何事情的时候,他说:“用他们的标准来看,我不应该知道那么多。我知道的太多了,这就是我的错误。”
德普隆的朋友和前总裁里巴罗夫说,彼得对徐的所作所为“非常愤怒”。里巴罗夫说他并未参与这个案件,在他看来,这起纠纷似乎会决定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未来。如果公司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交易系统,为什么还要投资去建设它呢?“我们之所以创造那么多就业岗位,就是要去开发一些有用的东西,并且保证它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
德普隆的发言人哈佛森在G-Research集团的一家子公司Trenchant发表了一份声明。“与其它所有盗窃案件的受害者一样,Trenchant只是想遵循法律流程,确保正义得到伸张,犯罪者无法从他的行为中受益。在Trenchant公司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法院都展现出英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力量——这是在任何一个国家取得商业成功的关键因素。”
G-Research自己也在法庭文件中承认失窃的交易策略有一定的有效期。其中大约一半已经在2017年底失效,公司最初只希望徐在2018年8月前不能被释放。但是,随着时间的临近,公司的诉讼战争依然在继续。它的律师得到了一项法院令,要求徐归还他的工资和奖金,并告知机密信息的下落。徐再一次表示他没有什么需要坦白的事情了,他们要求法院以蔑视法庭的理由将他送回监狱。
在6月份的一次听证会上,G-Research公司的律师安东尼·皮托说,徐就像泰格·伍兹一样争强好胜。皮托在法庭上说:“他不仅想要击败我们,还要击败法庭。”徐的律师史蒂芬·克拉格表示他的客户已经没有什么要坦白的了。“他不能工作,不能读书,不能回家,不能见他的妻子。”克拉格说,“该结束这一切了。”
6月末,坐在审判席上的法官不同意被告的主张,宣布他别无选择,只能再附加一个刑期,这次是13个月。他说:“徐先生既没有承认蔑视法庭的行为,也没有悔意。”他表示徐可以把刑期减少到一个月,只要他服从法院的命令。
徐穿着一件条纹衬衫,下摆束在一条运动裤里,在自己的命运被决定的那一刻,皱眉深思。法官宣判之后,两名工作人员静静地走进来。其中一个粗壮的男人拿着一副手铐,他是法院的便衣警官。徐举起双手,任由他戴上手铐,之后被带入皇家法庭后迷宫一样的走廊。另一名警官跟在后面,拖着装有囚犯个人物品的行李箱。
如果表现良好,徐将在12月被释放。到那时,没有什么可以阻挡G-Research继续要求法院约束他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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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商业周刊 | 责任编辑:满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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