嘲弄资本与艺术市场 为“颠覆”而生的当代艺术
2018-11-05 12:39 我要评论(0)
核心提示:班克斯(Banksy)在苏富比拍卖会上自毁作品引起艺术界轩然大波,如此惊世骇俗之举自然引来各方不同的评论声。有人赞其为对抗艺术市场、反击消费主义的壮举,有人却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不过是一次颇为成功的自我炒作。
【欧洲时报记者周轶伦编译报道】班克斯(Banksy)在苏富比拍卖会上自毁作品引起艺术界轩然大波,如此惊世骇俗之举自然引来各方不同的评论声。有人赞其为对抗艺术市场、反击消费主义的壮举,有人却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不过是一次颇为成功的自我炒作。不无讽刺的是,这一恶作剧反而使中标收藏家更加执意买下此画,还决定将毁坏的作品开放给大众参观两天。通过作品颠覆体制,再被体制所吸纳,这是艺术家永远无法摆脱的循环圈套。以自毁作品来对抗体制,班克斯不是第一人,以破坏规范来重建秩序,班克斯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人。当代艺术中,毁坏与颠覆成为永恒的魅力所在。
丁格利《向纽约致敬》。(图片来源:欧洲时报)
丁格利《向纽约致敬》:对现代机械文明的嘲讽
1960年,瑞士达达主义艺术家尚.丁格利(Jean Tinguely)接受纽约现代艺术馆邀请,创作了装置作品《向纽约致敬》(Hommage à New York)。这是一架自毁式机器,一架不能预知其运动过程的偶发机器(machine-happening)。整个作品由自行车车轮、电机、钢琴、邮件地址印刷机、推车、浴缸和其他废弃物品组成。当年,它在纽约现代艺术馆花园所有观众面前开启“自毁”模式,经过27分钟的疯狂自杀式运动,虽然没能完全毁灭,但也只剩下一些残骸。对于艺术家来说,装置的肢解影射了生命的昙花一现,以此讽刺纽约的浮华景象。两年后,他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之邀创作了《世界尽头研究二号机》(Study for an End of the World No. 2),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近郊沙漠中成功引爆。
可以说,丁格利创造了两种最迷人的现代艺术作品:自动绘画机器(“Meta-Matic”)和自毁性装置,这些都建立在杜尚的思想基础之上。关于自毁性装置的创作,丁格利曾表示:“当创作一个我原本就打算让它摧毁的装置时,我感受到了一种完全彻底的自由。也就说是,我正在创作一件不知道它能存在多久的作品,一分钟、十分钟、两小时或者十年。我唯一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赋予装置彻底的疯狂和自由。”因此,丁格利创作的所有“偶发性”装置,现在我们只能通过录像、照片来欣赏。艺术成为捕捉生命和社会因素以及传递运动的载体,通过运动,丁格利重新发现了生命与社会的关系和意义,这是同时代艺术创作所欠缺的。丁格利曾说过:“我与达达主义一同分享某种对权力的不信任。我们不喜欢权威,也不喜欢权力。这是达达主义的特征,也是激浪派(Fluxus)所要表达的,这在第二代纽约艺术家,如罗伯特.劳森伯格(Rauschenberg)、贾斯培.琼斯(Jasper Johns)远离规范的创作中可以看见。在任何地方都有反抗的形式,对我而言,艺术是一种一目了然、完全彻底的反抗形式。”
Tania Mouraud《火刑》:自我质疑、毁灭与重生
1968年,法国艺术家Tania Mouraud在经历了多年创作生涯后,于Villejuif医院庭院内当众烧毁了其创作的所有绘画作品。评论家认为,这是艺术家一次彻底的自我解放。每当Tania Mouraud掌握了某一创作手法,她就会对此产生质疑。在为自己的绘画作品判以“火刑”后,Tania Mouraud从此与绘画一刀两断。这次壮烈的焚烧作品之举被永久定格在一张摄影作品上,并成为其艺术创作的新的重生。
Tania Mouraud是一位不断在进化中的艺术家。当意识到艺术的真谛存在于画板之外,从1969年开始,她创作了由冥想室和启蒙空间构成的作品,这是一种环境艺术,表现了艺术家对人类在世界中身份的哲学思考,以及关于“空间的补充与灵魂的补充”的追问。1972年,Tania Mouraud通过在防水篷布上的字词来研究“视觉行为”。这种“反审美”创作赋予环境一词一场定义上的变革。到了21世纪之初,Tania Mouraud又转向视频创作,以各种形式的异化和解构来重建历史。
从创作生涯之初起,Tania Mouraud就选择以“必须成为战士”的姿态示人,力争获得作为一名艺术家不受限制以及拒绝被定义的权利。她的女权主义也体现在“跳出私人范畴,对语言这一第一权力工具的占领”。如今,Tania Mouraud继续着她与统治者的抗争,通过公共空间的创作来质问并解构权力体制与历史霸权。
这样一位对一切心存质疑的艺术家,绝不会允许艺术被商业所操控。今年年初,她与法国众多文化名人在法国《解放报》(Libération)上联名发表公开信,抗议巴黎市政府将杰夫.昆斯在巴黎遭袭后赠予的巨型雕塑安放在市内的计划。Tania Mouraud认为这件作品是一种迪士尼美学,并建议“最适合放置这件作品的位置应该是纽约的特朗普大楼。”
Malcolm Morley《白金汉宫第一名》:为“完美”制造点“意外”
在拍卖会上试图摧毁作品的艺术家,班克斯并非首创者。早在1974年,一场巴黎的拍卖会上,英国裔美国艺术家 Malcolm Morley举起装满颜料的喷枪试图弄脏自己的画作,虽然“摧毁”行动未能成功,但叛逆之名便一直伴随在Morley左右。
今年6月, Malcolm Morley在纽约州家中安详离世,享年86岁。他是1984年英国透纳奖创立后首位获奖者,以超级写实主义(hyperréalisme)画风闻名艺术界。在超级写实主义艺术家中,Malcolm Morley是特立独行的离经叛道者,这种思想上的自由使其成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欧美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
童年时代,Malcolm Morley曾因盗窃被判入狱,在狱中,他读了Irving Stone的梵高传记《对生命的渴求》(Lust for Life),从此立志成为一名画家。1960年,Malcolm Morley放弃抽象画创作,转而投入当时兴起的超级写实主义。超级写实主义风格类似高分辨率的照片,作品中的对象和场景描绘得精致异常,以此创造出照片中所没有的一个新的现实幻想。这并不是说他们是超现实主义,因为这种幻想是令人信服的现实描写,现实感会使欣赏者产生高清晰度图像的幻觉,但是比图像更细致。
Morley对通过绘画放大照片尤其感兴趣,他将自己的创作比喻为用放大镜看图片,其实也包含着用放大镜看人生之意。正如他创作的著名画作《白金汉宫第一名》,几近完美,但也正因为此,Morley决定为作品制造“意外”以颠覆画作所呈现的如明信片般的寂静之美。这一举动可以说是向杜尚和贾斯培.琼斯致敬。首先,Morley将赛马比赛所用红色绶带钉在了画作的左下角。接着,1974年,当这幅作品在巴黎拍卖时,他突然用灌满紫色油画颜料的喷枪向画作“扫射”,试图弄脏作品。但最终这一叛逆行为被制止,毁画行动没能成功。为了纪念这一行动,Morley将喷枪钉在了画作的右上角。如今,参观者可以在蓬皮杜艺术馆看到这幅充满故事的作品。
Jean Pierre Raynauds 搭建的住房在毁坏前的样子。(图片来源:欧洲时报)
Jean-Pierre Raynaud《位于La Celle Saint-Cloud的家》:摧毁“理想的乌托邦”
巨大的花盆和铺满白色瓷砖的建筑是法国著名当代艺术家Jean Pierre Reynaud最具标志性的两大象征。尤其是他从1969年起在巴黎西郊La Celle Saint-Cloud为自己建造的白色瓷砖建筑,成为他艺术生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但万万没想到,作为创造者的Jean Pierre Reynaud也成为了作品的摧毁者。
1969年,Jean Pierre Reynaud和他的妻子在La Celle Saint-Cloud建造了一座普通房子。很快他就意识到这种经典、正常的生活不是为他而生,也完全不适合他。随即这位无法随遇而安的艺术家决定结束这一切:他离了婚、亲手摧毁了与妻子共同建立的家庭,并试图从原有房子中找寻自身的意义和理想的乌托邦。他解释道:“我想建一座房子,就像每个人的房子一样,和我妻子住在一起。(...)我在这所房子内住了几个月。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在那里,我意识到自己永远无法适应一个‘正常’的地方。(...)我觉得我必须质疑一切,这是我存在的一部分(...)我对自己说:‘必须重新研究身体的意义,并思考我是谁。’”
独自一人,Jean-Pierre Raynaud在他家中开始寻找理想之地的美学:这一乌托邦该如何定义?他通过研究空间的纯洁性来实现这一点,于是他决定使用一种常见单色建筑材料来覆盖整个建筑,那就是白色陶瓷砖。这种瓷砖在他家中无所不在,覆盖了他家的每平方米,由此带来的纯净与线条使得这座房子呈现出艺术的维度。
但到了1993年3月,Jean Pierre Reynaud又打算摧毁这一由他一手建造的“理想乌托邦”,历经24年的创作就这样被无情暴力地打碎。艺术家说道:“当我于1988年意识到这一作品已经完成,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突然的打击,就好像研究到了尽头,生命也到了尽头。我无法接受自己与这一作品之间将要维持的关系,于是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最终,我意识到自己没法守护它到死,这个完美的建筑值得一个更大胆的结局,使其成为一件纯粹的艺术品。因此它必须承受一场终极变形,那就是摧毁。”最终,被摧毁的房子成为Raynaud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作品。Raynaud重建理想之家再将其摧毁的故事也成为了艺术家天才与疯狂的见证。
【欧洲时报记者周轶伦编译报道】班克斯(Banksy)在苏富比拍卖会上自毁作品引起艺术界轩然大波,如此惊世骇俗之举自然引来各方不同的评论声。有人赞其为对抗艺术市场、反击消费主义的壮举,有人却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不过是一次颇为成功的自我炒作。不无讽刺的是,这一恶作剧反而使中标收藏家更加执意买下此画,还决定将毁坏的作品开放给大众参观两天。通过作品颠覆体制,再被体制所吸纳,这是艺术家永远无法摆脱的循环圈套。以自毁作品来对抗体制,班克斯不是第一人,以破坏规范来重建秩序,班克斯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人。当代艺术中,毁坏与颠覆成为永恒的魅力所在。
丁格利《向纽约致敬》。(图片来源:欧洲时报)
丁格利《向纽约致敬》:对现代机械文明的嘲讽
1960年,瑞士达达主义艺术家尚.丁格利(Jean Tinguely)接受纽约现代艺术馆邀请,创作了装置作品《向纽约致敬》(Hommage à New York)。这是一架自毁式机器,一架不能预知其运动过程的偶发机器(machine-happening)。整个作品由自行车车轮、电机、钢琴、邮件地址印刷机、推车、浴缸和其他废弃物品组成。当年,它在纽约现代艺术馆花园所有观众面前开启“自毁”模式,经过27分钟的疯狂自杀式运动,虽然没能完全毁灭,但也只剩下一些残骸。对于艺术家来说,装置的肢解影射了生命的昙花一现,以此讽刺纽约的浮华景象。两年后,他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之邀创作了《世界尽头研究二号机》(Study for an End of the World No. 2),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近郊沙漠中成功引爆。
可以说,丁格利创造了两种最迷人的现代艺术作品:自动绘画机器(“Meta-Matic”)和自毁性装置,这些都建立在杜尚的思想基础之上。关于自毁性装置的创作,丁格利曾表示:“当创作一个我原本就打算让它摧毁的装置时,我感受到了一种完全彻底的自由。也就说是,我正在创作一件不知道它能存在多久的作品,一分钟、十分钟、两小时或者十年。我唯一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赋予装置彻底的疯狂和自由。”因此,丁格利创作的所有“偶发性”装置,现在我们只能通过录像、照片来欣赏。艺术成为捕捉生命和社会因素以及传递运动的载体,通过运动,丁格利重新发现了生命与社会的关系和意义,这是同时代艺术创作所欠缺的。丁格利曾说过:“我与达达主义一同分享某种对权力的不信任。我们不喜欢权威,也不喜欢权力。这是达达主义的特征,也是激浪派(Fluxus)所要表达的,这在第二代纽约艺术家,如罗伯特.劳森伯格(Rauschenberg)、贾斯培.琼斯(Jasper Johns)远离规范的创作中可以看见。在任何地方都有反抗的形式,对我而言,艺术是一种一目了然、完全彻底的反抗形式。”
Tania Mouraud《火刑》:自我质疑、毁灭与重生
1968年,法国艺术家Tania Mouraud在经历了多年创作生涯后,于Villejuif医院庭院内当众烧毁了其创作的所有绘画作品。评论家认为,这是艺术家一次彻底的自我解放。每当Tania Mouraud掌握了某一创作手法,她就会对此产生质疑。在为自己的绘画作品判以“火刑”后,Tania Mouraud从此与绘画一刀两断。这次壮烈的焚烧作品之举被永久定格在一张摄影作品上,并成为其艺术创作的新的重生。
Tania Mouraud是一位不断在进化中的艺术家。当意识到艺术的真谛存在于画板之外,从1969年开始,她创作了由冥想室和启蒙空间构成的作品,这是一种环境艺术,表现了艺术家对人类在世界中身份的哲学思考,以及关于“空间的补充与灵魂的补充”的追问。1972年,Tania Mouraud通过在防水篷布上的字词来研究“视觉行为”。这种“反审美”创作赋予环境一词一场定义上的变革。到了21世纪之初,Tania Mouraud又转向视频创作,以各种形式的异化和解构来重建历史。
从创作生涯之初起,Tania Mouraud就选择以“必须成为战士”的姿态示人,力争获得作为一名艺术家不受限制以及拒绝被定义的权利。她的女权主义也体现在“跳出私人范畴,对语言这一第一权力工具的占领”。如今,Tania Mouraud继续着她与统治者的抗争,通过公共空间的创作来质问并解构权力体制与历史霸权。
这样一位对一切心存质疑的艺术家,绝不会允许艺术被商业所操控。今年年初,她与法国众多文化名人在法国《解放报》(Libération)上联名发表公开信,抗议巴黎市政府将杰夫.昆斯在巴黎遭袭后赠予的巨型雕塑安放在市内的计划。Tania Mouraud认为这件作品是一种迪士尼美学,并建议“最适合放置这件作品的位置应该是纽约的特朗普大楼。”
Malcolm Morley《白金汉宫第一名》:为“完美”制造点“意外”
在拍卖会上试图摧毁作品的艺术家,班克斯并非首创者。早在1974年,一场巴黎的拍卖会上,英国裔美国艺术家 Malcolm Morley举起装满颜料的喷枪试图弄脏自己的画作,虽然“摧毁”行动未能成功,但叛逆之名便一直伴随在Morley左右。
今年6月, Malcolm Morley在纽约州家中安详离世,享年86岁。他是1984年英国透纳奖创立后首位获奖者,以超级写实主义(hyperréalisme)画风闻名艺术界。在超级写实主义艺术家中,Malcolm Morley是特立独行的离经叛道者,这种思想上的自由使其成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欧美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
童年时代,Malcolm Morley曾因盗窃被判入狱,在狱中,他读了Irving Stone的梵高传记《对生命的渴求》(Lust for Life),从此立志成为一名画家。1960年,Malcolm Morley放弃抽象画创作,转而投入当时兴起的超级写实主义。超级写实主义风格类似高分辨率的照片,作品中的对象和场景描绘得精致异常,以此创造出照片中所没有的一个新的现实幻想。这并不是说他们是超现实主义,因为这种幻想是令人信服的现实描写,现实感会使欣赏者产生高清晰度图像的幻觉,但是比图像更细致。
Morley对通过绘画放大照片尤其感兴趣,他将自己的创作比喻为用放大镜看图片,其实也包含着用放大镜看人生之意。正如他创作的著名画作《白金汉宫第一名》,几近完美,但也正因为此,Morley决定为作品制造“意外”以颠覆画作所呈现的如明信片般的寂静之美。这一举动可以说是向杜尚和贾斯培.琼斯致敬。首先,Morley将赛马比赛所用红色绶带钉在了画作的左下角。接着,1974年,当这幅作品在巴黎拍卖时,他突然用灌满紫色油画颜料的喷枪向画作“扫射”,试图弄脏作品。但最终这一叛逆行为被制止,毁画行动没能成功。为了纪念这一行动,Morley将喷枪钉在了画作的右上角。如今,参观者可以在蓬皮杜艺术馆看到这幅充满故事的作品。
Jean Pierre Raynauds 搭建的住房在毁坏前的样子。(图片来源:欧洲时报)
Jean-Pierre Raynaud《位于La Celle Saint-Cloud的家》:摧毁“理想的乌托邦”
巨大的花盆和铺满白色瓷砖的建筑是法国著名当代艺术家Jean Pierre Reynaud最具标志性的两大象征。尤其是他从1969年起在巴黎西郊La Celle Saint-Cloud为自己建造的白色瓷砖建筑,成为他艺术生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但万万没想到,作为创造者的Jean Pierre Reynaud也成为了作品的摧毁者。
1969年,Jean Pierre Reynaud和他的妻子在La Celle Saint-Cloud建造了一座普通房子。很快他就意识到这种经典、正常的生活不是为他而生,也完全不适合他。随即这位无法随遇而安的艺术家决定结束这一切:他离了婚、亲手摧毁了与妻子共同建立的家庭,并试图从原有房子中找寻自身的意义和理想的乌托邦。他解释道:“我想建一座房子,就像每个人的房子一样,和我妻子住在一起。(...)我在这所房子内住了几个月。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在那里,我意识到自己永远无法适应一个‘正常’的地方。(...)我觉得我必须质疑一切,这是我存在的一部分(...)我对自己说:‘必须重新研究身体的意义,并思考我是谁。’”
独自一人,Jean-Pierre Raynaud在他家中开始寻找理想之地的美学:这一乌托邦该如何定义?他通过研究空间的纯洁性来实现这一点,于是他决定使用一种常见单色建筑材料来覆盖整个建筑,那就是白色陶瓷砖。这种瓷砖在他家中无所不在,覆盖了他家的每平方米,由此带来的纯净与线条使得这座房子呈现出艺术的维度。
但到了1993年3月,Jean Pierre Reynaud又打算摧毁这一由他一手建造的“理想乌托邦”,历经24年的创作就这样被无情暴力地打碎。艺术家说道:“当我于1988年意识到这一作品已经完成,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突然的打击,就好像研究到了尽头,生命也到了尽头。我无法接受自己与这一作品之间将要维持的关系,于是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最终,我意识到自己没法守护它到死,这个完美的建筑值得一个更大胆的结局,使其成为一件纯粹的艺术品。因此它必须承受一场终极变形,那就是摧毁。”最终,被摧毁的房子成为Raynaud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作品。Raynaud重建理想之家再将其摧毁的故事也成为了艺术家天才与疯狂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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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欧洲时报 | 责任编辑: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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