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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戈尔巴乔夫的子孙

2018-05-15 09:11 我要评论(0)

核心提示:弗拉基米尔·普京选举的获胜并不意味着已经没有希望。

原文标题Gorbachev’s grandchildren A new generation is rising in Russia

译文标题戈尔巴乔夫的子孙——俄罗斯新一代的崛起

原刊媒体:经济学人

原文链接https://www.economist.com/news/briefing/21739223-vladimir-putins-election-victory-does-not-mean-there-no-hope-new-generation-rising

共产党总书记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于1985年3月10日晚去世,享年73岁。当缀有黑色缎带的红色旗帜飘扬在苏联各个城市上空时,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正在赶往克里姆林宫参加政治局的紧急会议。在会议中,戈尔巴乔夫先生被任命为葬礼委员会的负责人,因此顺理成章成为这个国家共产党的负责人。契尔年科是在斯大林统治下爬升上来的一代人。(他是在不到三年时间里第三个去世的总书记,因此被戏称为“灵车赛跑”。)在他之后,党内元老觉得需要一个年轻、有活力的领导人来焕发苏联体制的青春,同时延续它的生命。

直到第二天凌晨4点,戈尔巴乔夫才回到他的别墅。他和妻子走在花园中白雪覆盖的小径上,他总结出党内精英和这个国家目前的状态:“我们不能继续这样生活了。”戈尔巴乔夫于是决定把个人的生计和福祉——用他的话来说“人类价值”——置于国家和阶级利益之前,实施了新的开放和改革政策,一手结束了冷战铁幕。

没有欺骗和压制,苏联体制就不可能维系。戈尔巴乔夫在不知情、不情愿的情况下结束了这一切。但是,接下来并没有出现很多人所期望的“正常”国家的奇迹,而是持续了十年的混乱、经济下滑、犯罪上升和社会瓦解。戈尔巴乔夫为万人所指。他在多年后说:“只有到了我孙子那一辈才能享受到‘经济改革’的成果。他们更加自信、更加自由,他们知道一切必须依靠他们自己。”

亚历山大·加布耶夫就出生在契尔年科去世的那一天,他就是一个“孙子辈”,现年33岁的他是莫斯科卡耐基中心首席中国问题专家。他会说流利的英语、汉语和德语,日常工作是往返于各国之间与政府官员沟通。工作之余,除了打网球和在莫斯科酒吧喝朗姆鸡尾酒,他还与一批年轻的专家和政策制定者有密切的关系,经常讨论一些如果他们掌权“可以采取什么行动”来改变这个国家。“我们需要做好准备。”他说。

奥尔加·莫斯廷斯卡亚和费奥多尔·奥夫钦尼科夫比加布耶夫年长几岁。莫斯廷斯卡亚女士现年36岁,她出生于外交世家。曾经是一名翻译,直接为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工作长达十年,但她在2014年“出于愤怒”辞职。她说,乌克兰战争和兼并克里米亚仅仅是最后的几根稻草。三年后,她被选为莫斯科的一个地方理事会成员,使命是确保她的选民“被赋予权力、被告知、被参与”。

奥夫钦尼科夫先生也是36岁,他的父母都是记者,在临近北极圈的瑟克特夫卡尔长大。在十几岁的时候,他看到了戈尔巴乔夫和10岁的孙女为基金会筹资而拍摄的必胜客广告。广告中,一个年轻人对一个满嘴牢骚的老年人说:“正是因为他,我们有了很多机会!”十年后,奥夫钦尼科夫利用这个机会在瑟克特夫卡尔开了一家比萨饼店。现在,他的公司Dodo在俄罗斯、英国和美国已经有300家连锁店。

再生

所谓“一代人”的概念并不仅仅表示出生日期相近。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在1928年写到,一代人之所以具有重要的意义,还因为他们所共同经历过的创伤已经成为了其重要的身份象征。他认为,只有当“他们被卷入社会变迁的大旋涡中”,“同辈人”才会变成“一代人”。

加布耶夫、莫斯廷斯卡亚和奥夫钦尼科夫都属于新一代俄罗斯精英人士,他们推崇戈尔巴乔夫在他们出生时所倡导的西方价值观,也遭受了30年之后这些价值观被推翻所带来的创伤。作为一个意义重大、充满活力的团体,他们有迫切的掌控欲,他们有能力、有愿望去完成曾经被俄罗斯放弃的向“正常”国家转化的使命。他们是否真的有机会完成这个使命,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包括他们的决心,以及普京统治下社会中的阻力。

对新一代的定义,来源于他们“父辈”的差异和“祖父辈”的相似性。戈尔巴乔夫的子孙们普遍对普京统治下的侵略行为、民生恶化和谎言感到不满。在他的统治下,形成了美国政治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所谓的“自然状态”权力结构。“暴力专家”限制人们获取经济和政治资源,并以这种限制手段来寻租。在俄罗斯,这种安全和监管力量被称为“西罗维基”,与前苏联时代并无二致。

这套体系并没有崩溃的迹象,但是新一代的崛起——尤其是在人口统计曲线上异常凸起的一大块(见下图)——对俄罗斯很重要。俄罗斯一位著名学者尤里·列瓦达写到:“每一个新上台的权力集团都声称要与前任划清界限,把一切可能的罪名都推到他们身上。高调地拒绝前任的一切决定,已经成为新一代领导人确立自己政治地位的主要手段,不管他们在实际上是否改变了政府管理的方式和风格。”

在缺乏强大的民间机构的条件下,戈尔巴乔夫的子孙参照彼此来定义自身的角色、寻找社会中以及——根据曼海姆的说法——历史上的地位。但是这也是他们的对手的做法,那些被剥夺了特权的民族主义者同样对普京的腐败和玩世不恭不满。两者的区别——至少从目前来看——在于,民族主义者缺少足够的领导力和资源,他们的光芒被克里姆林宫的辞令所掩盖。

赢家只有一个

3月18日的总统大选表明,至少在表面上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在全面把控电视转播和国家官僚机构的情况下,普京以77%的支持率当选。这个结果真实反映了俄罗斯的现状,并不出人意料。很多公务员和工人都被他们的老板哄骗去投票,甚至是被驱赶着走到投票站。在选举前采取了一系列暗杀行动之后,普京没有遇到任何实质性的挑战。普京这一代最值得信赖的自由派政治家鲍里斯·涅姆佐夫,三年前在克里姆林宫附近被枪杀。新一代最有希望成为候选人的阿列克谢·纳瓦尔尼在去年12月被禁止参选,克里姆林宫为其栽赃了虚假的罪名。

“这根本不是选举,”曾经在1996年帮助鲍里斯·叶利钦走上总统宝座的伊戈尔·马拉申科说,“这只不过是克里姆林宫自导自演的一出话剧。”但他依然认为有必要参与,所以他为36岁的前社会名流克谢尼娅·索布恰克女士主持竞选活动。她的父亲是圣彼得堡第一位民选市长,曾经是普京的上级。她的身份似乎在克里姆林宫的容忍度之内。克里姆林宫利用她作为41岁的纳瓦尔尼选举的搅局者,而她同时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建立一个平台,为将来真正参与政治活动,而不是被当作波将金式的幌子,铺平道路。无论是索布恰克还是纳瓦尔尼,他们政治活动的核心目的都是要吸引年轻一代选民。

索布恰克的策略与纳瓦尔尼完全相反。在被排挤出候选名单之后,纳瓦尔尼呼吁抵制这次大选,并试图削弱它的合法性。他谴责索布恰克参与竞选的行为,说这是为虎作伥。虽然不能参选,但他设法控制了选举的日程。据说很多年轻人都拒绝投票,但我们无法判断这是出于对纳瓦尔尼的同情,还是对普京的抵制。

莫斯科的投票站关闭之后,索布恰克只得到了1.7%的选票。她来到纳瓦尔尼的竞选总部,质问他为什么不支持自己。他反唇相讥,说她的失败就是他的成功。索布恰克看起来非常沮丧,而纳瓦尔尼则兴致勃勃地打开一瓶香槟。“我们在一个不可能的地方发现了一个新的反对力量。”他说。

如果说选举是一个仪式,那么这个仪式还是很重要的。政治分析家伊凡·克拉斯蒂夫和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在欧盟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说,让普京继续执政六年“标志着后普京时代即将到来”。宪法不允许普京在2024年继续参选,因此从现在开始,他的政治生活的全部主题就是继任者的遴选,以及对他离去的期盼。而他唯一的目标是尽可能长久地维系目前的体制。

普京曾经见证过继任危机的现象,这也恰恰是他上台的原因。作为一名年轻的克格勃官员,他曾经在僵化的契尔年科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政府中工作。这一代领导人在位时年龄普遍偏大,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掌权时都很年轻。斯大林的大清洗导致1940年时党内一半精英的年龄都不超过40岁。

谁还记得60年代?

接下来的一代人把自己标榜为asshestidesiatniki,也就是60后。苏联在二战中的胜利让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了信心,第20届党代表大会——尼基塔·赫鲁晓夫在会上谴责斯大林——让他们怀有政治抱负。他们的很多精神领袖是大清洗中被杀害的布尔什维克的子女。他们觉得自己既有责任也有必要让国家回到真正的社会主义轨道上来——当然这一次是人性化的社会主义。但是,当苏联坦克在1968年开入布拉格之后,他们的希望也被碾压了。直到1985年他们才等到第二次机会。

勃列日涅夫这一代人在位时间很长,而60后在位时间不长。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下台,他的同辈人和继任者叶利钦在意识形态领域并不算是他的同代人,叶利钦周围都是比他小25岁到30岁的人。60后的下一代人——苏联的最后一代人——宣布他们的父辈在财务上和财智上均已破产。人性化的社会主义随着苏联经济的破产而消亡。

接下来的选择就是资本主义。苏联的宣传机构将其描绘成一个冷酷无情、见利忘义的体系,狡猾和残酷要比诚信和规矩更重要,金钱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新崛起的精英并未放弃这种观点,那些手中掌权、关系活络的人已经尝到了西方生活方式的甜头。但是他们买不来西方的制度、规范和道德准则,而且他们也不打算这么做。

与此同时,革命后第一个十年成长起来的数百万人感到无所适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储蓄似乎都被剥夺了。这完全是普京在背后的阴险策划。叶利钦提拔隶属于下一代人的普京的目的是保护精英阶层的财富和安全,但是普京通过拒绝继承叶利钦的思想和妖魔化90年代的手段,巩固了手中的权力。他首先的一个大动作是重燃对苏联的赞美,这是叶利钦绝对不会做的事情。接下来是实质性的改变,包括打击言论自由、重新分配财产和土地。

普京成为了一群年轻技术专家的老主顾,他的目的是有效地管理下一代人,当然前提是确保自己的存活。他让这些年轻人(的确都是年轻人)发动一些经济现代化改革,但不能颠覆现有体制,也不能引起社会动荡。在他从父辈逐渐变成祖父辈的同时,这些人依然要保持自身的忠诚。今天的俄罗斯,有六位地区州长、两位部长和20位副部长都是30多岁的人。在政治上,普京需要这些技术专家来营造一个体制,确保特权和利益不是按照法律和贡献来分配的,而是按照对资源的持有度和社会阶层。这种“有条件的”所有权体制让普京的亲友可以把子女安置在有权有势的岗位上。

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尼古拉·派楚希夫的儿子是一家国有银行的老板。前克格勃军官、普京的老朋友谢尔盖·伊万诺夫的儿子是埃罗莎的老板,这家国有企业的钻石开采量世界领先。前总理和情报局长米哈伊尔·弗拉德科夫的儿子管理着一家坐落在军工企业中的私人银行。普京亲友的很多子女都在垄断企业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或其它大公司任高层职位,这些人之所以能享受财富和地位,主要是因为他们继承的姓氏。

但这也让他们很容易成为新老交替时政治变化的牺牲品。俄罗斯的精英们一直在尝试为自己建立无条件产权制度。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安德列·佐林认为,这种对于既能保证人身安全,又能确保财富传宗接代的制度的渴望,是俄罗斯精英努力效仿西欧制度的一个主要原因。

反对的声音

尽管纳瓦尔尼和索布恰克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他们都认同俄罗斯未来的方向,就是一个基于法治的欧洲国家。作为一个来自体制外的平民论者,纳瓦尔尼为那些被排斥在精英阶层外的人民奔走呼吁。他的目标是全面复仇,彻底改变政府结构,把现在的当权者统统赶出去。而在普京统治下尝到了不少甜头的索布恰克,希望在不损害精英阶层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做一些改变。在为这个折中方案辩护时,她说:“这个国家的一切都属于这些人——数十亿美元、军队、国家机器、大公司。除非发生社会崩塌,否则他们不可能放手。即使如此,他们也会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但是普京不想变成卡扎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