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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中国的“小三劝退师”(3)

2017-07-24 15:32 我要评论(0)

核心提示:经济增长和性别不平等现象滋生了一个新的产业。

我向明老师提出,要见一见他们的客户。于是在她的办公室里,我见到了一位40多岁、风韵犹存的女人。她穿着一件羊绒大衣、戴一双深棕色的飞行员太阳镜。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她一直没有摘下太阳镜。她不愿透露姓名,说她的丈夫是一家连锁超市的老板,她偶尔也会帮忙经营。他们结婚已经20多年,有一个儿子在读大学。

大约8个月之前,她开始怀疑她的丈夫有了外遇,因为她发现他有一些原因不明的出差,以及一张购买服装的收据。她说:“结婚这么多年,他从来没给我买过衣服。”她翻查他的手机通话记录,发现她的丈夫每天都会拨打一个号码,有时候一天的通话之间长达8个小时。一天,他提出要离婚,说他们已经半年没有性生活了。(他没有提出其它原因。)她说:“即使是他先提出离婚,也要顾及他自己的形象,希望让我提起诉讼。他觉得,如果别人认为是他要结束这段关系,会不大好看。”于是她联系了明。

明的诊断结果是,多年来做老板的经历让她的丈夫已经习惯于接受赞扬的吹捧。她说:“明老师告诉我,当他在办公室做了一天的王子之后回到家,或许期望我也能给他同样的待遇。”明鼓励她把婚姻当作一项生意:“婚姻需要管理和经营,就像开一家公司,商标注册之后需要辛苦的工作。”她所建议的内容不仅限于奉承和挑逗,那个女人说:“到目前为止,我在维情所学到的是沟通的重要性。这一点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感觉到,这才是我很早以前就应该知道的婚姻规则。”

她的父母是党内干部,他们从未鼓励家里人用语言来表达感情。她说:“我家里不是这样,如果我想让父母知道我爱他们,我知道我应该好好学习,或者帮助妈妈做家务。直截了当地说‘我爱你’太尴尬了。”

明告诉她的客户,感情如果不表达出来,就会萎缩,甚至变质,那个女人意识到她把这种保守和拘谨带到了自己的婚姻中。在她父母的年代,这并不是一个问题。离婚和婚外情是丢脸的事,那是一个“凑合”的年代。人们满足于打补丁的衣服、朴素的饭菜,以及忍受不那么浪漫的结合。但是现在,她说,经济发展让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钱可以买到更多的选择,男人有了钱就想要更好的东西,包括妻子。”

这个女人把脸扭到一边,平静地说,似乎是在自言自语:“我最近发现,我在内心里并不尊重他,包括他的性格和对待别人的方式。我认为,他自己也是知道的。”

我问她,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考虑离婚呢。她沉默了,用一根手指滑过墨镜的边缘。她说:“有那么一阵子,我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发现,我为这段婚姻付出了太多。就像是我用一生的时间去建一座房子,外人从未有所感受。突然有一天,你让我离开,就是因为他想这么做。我怎么能让他得逞?”

尽管感情受到了严重伤害,她依然相信明的建议能让双方的关系“回到正确的轨道”。她的丈夫现在每天按时回家,没有再提起离婚的事情。他还提议要外出旅游,他们的性生活也恢复了。她本来期望,维情能让她得到奇迹般的一个捷径来重振婚姻生活,但是现在她说她已经能满足于“这种慢慢改变的过程”。她说,如果没有别的意外发生,“我要待在自己的家里”。

孔子在《礼记》中写到:“[女子]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孔子认为,婚姻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双方之间的爱情,而在于两个家族的融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办婚姻是标准的结合方式,一个女人一旦出嫁,就变成了丈夫家族中的一员。女儿不能继承父母的财产,即使家中没有男性后裔。穷人家往往把女儿在幼年时就当作“童养媳”,许配给富裕家庭的男孩。对穷人来说,这意味着少了一张要吃饭的嘴。对富人来说,这是获得免费女佣的捷径。

这种社会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清朝在1912年宣告结束。那个时代,或许最著名的女权人士就是秋瑾。她出生在浙江省一个学者家庭,由于不满意包办婚姻,她加入了一个革命组织,穿男人的衣服,离开丈夫和孩子,到日本去求学。1906年她回到中国,宣布男女生而平等,并开始写作,宣扬女性应当获得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立地位。她在那一年的一篇文章《敬告姊妹们》中说:“[我们]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 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在出版了两期女权主义报纸《中国女报》之后,报社被当局关闭。1907年,在一次革命起义中,她被杀害,年仅31岁。

在1919年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活动中,女权主义的概念得到了广泛的接受,这场运动后来被称为“五四运动”。受其影响的人物之一就是毛泽东。当年,他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一个女人因为拒绝接受包办婚姻而自杀。毛认为,女人在中国无法取得真正的生活独立,因此只能用自杀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他的结论是这个国家需要彻底改变社会道德规范。1949年,毛革命成功之后,废除了传统的性别分工,至少在纸面上是这样。他宣称:“妇女能顶半边天!”党试图让女性参加就业,以提升劳动效率。女人因此第一次出现在工厂里,既出现在流水线旁,也出现在办公室里,与男人一起提升产量。她们开拖拉机、开火车、操作涡轮机、捕鱼、当警察、参军。她们自豪地称自己为“铁娘子”。

1950年,党通过了《新婚姻法》,禁止包办婚姻和纳妾,说这些都是资产阶级陋习。女性第一次可以主动与丈夫离婚。但是国家依然严格掌控着公民的私人生活。计划结婚的男女必须得到“单位”的批准,单位往往一面倒地谴责婚外恋行为。离婚也需要单位的批准,尽管法律已经允许无过失离婚,但法院通常不愿判决。

1976年毛去世之后,邓小平开启了经济改革。1981年,另一部婚姻法开始实施。离婚变得更加容易了,为了遏制人口快速增长,人们在20多岁之后才可以结婚。随着社会流动性增长,被共产党所压制的性别观念重新抬头。同工不同酬和财产分配问题——毛时代禁止私人财产——都倾向于男性。2010年,妇女联合会与国家统计局联合进行的一项全国调查显示,中国只有十五分之一的单身女性名下有住房。2011年,最高法院一项有争议的判决让女性进一步遭受打击,判决的内容是婚前财产在离婚后应归还买方。即使在今天,很多父母更喜欢把钱留给他们的侄子,而不是自己的女儿。

中国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华诚律师事务所的离婚诉讼律师桂芳芳告诉我,她所受理的离婚案件大都围绕财产展开。“很多中国人在离婚之前都会转移财产,他们一般会采取三种手段。一,隐藏财产;二,把财产转移到他人名下;三,夸大债务。”她曾经在一些案件中发现,丈夫故意去借高利贷。“大部分家庭主妇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债务,所以大部分都是女人,尤其是商场中的男人有意为之。”

有时候,她发现有些客户会假离婚,目的是享受法律给予单身人士的优惠购房条件。有些男人引诱他们的妻子离婚,一旦手续办妥,立即转投情妇的怀抱。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甚至出现在去年一部广受赞誉的影片《我不是潘金莲》中。

桂提到,执业十年以来,她见证了离婚率的缓慢上升趋势。在去年,她说处理的一半离婚案件都与第三者有关。所以,她的工作范围和难度越来越大。“作为律师,我们必须熟悉财产法、公司法、公司股权结构、证券市场等等,甚至还要成为半个心理学家。”

她告诉我,法院往往很保守,他们宁愿夫妻继续保持婚姻关系。法官在第一次离婚诉讼中通常不会判决离婚,夫妻必须等6个月,才可以再次提起诉讼。法院希望这段时间可以让双方和好。桂承认,事情一般闹到这种地步都没有挽回的余地了。但是,中国没有配偶赡养费的法律条款,所以她的很多客户都死心塌地地维持现状,即使面临家庭暴力。

明和舒的爱情医院提供传统的咨询和小三劝退服务,但是他们的其它业务比较新潮。一天早晨,在我居住的上海一家酒店的大堂,我与一个40多岁的男人会面,他说自己是李探员。“你和微信上给人的感觉真不一样啊。”这算是他对我打招呼。

他带来一位朋友,戴探员,这个人戴着路易威登的领带和皮带,拿着一只路易威登的手提箱。李和戴都是私人侦探,他们15%的业务都与劝退小三有关。他们的职业在中国属于灰色地带,他们说自己是“影子部门”——既不违法,也不被官方承认。尽管政府对侦探业务持怀疑态度,但市场上有比较成熟的需求。国家对于信息的管控让人们很难搜索到简单的公共信息,而普通人又不愿意报警,除非事情万分紧急。

李让我看他手机里的一个视频。在一个宾馆的房间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床上,盖着被子,显然没穿衣服。几秒钟之后,门被撞开,一个有啤酒肚的男人冲进来,指着他们喊道:“警察马上就来!别穿衣服!”李告诉我,那个胖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