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中国的经济奇迹结束了吗?
2015-01-06 09:48 作者:BILL POWELL 我要评论(0)
核心提示:根据各项公开的经济指标,中国高速增长的时期显然已经结束了。几十年来依靠生产、出口、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从而让中国飞速发展30年的模式,已经失去了前进的动力。而且,在2008年到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依赖大规模的信贷资金注入来提振经济,有数据显示信贷额的迅速增长已经大幅缩减。
【中文标题】中国的经济奇迹结束了吗?
【原文标题】Is This the End of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登载媒体】新闻周刊
【原文作者】BILL POWELL
【原文链接】http://www.newsweek.com/2014/12/05/china-after-gold-rush-286757.html
马继江和他一度贫穷的家庭就是中国现代经济奇迹的血肉,也是这个国家在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向世界宣布致富光荣并实施市场经济之后,这个国家飞速变化中活生生的例子。
马是中部省份河南一个农民家庭的独子。在90年代末,他的父亲——一个工厂工人——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左腿,从而结束了职业生涯。他的母亲慧芳是一个农民,她的皮肤在河南夏天炙热阳光的常年灼烤下变得粗糙。一家人住在慧芳常年劳作的小麦地旁边一条肮脏的土路上,一个小木屋,一盏灯泡。
这样的状况早已一去不返。马是个极为聪明的学生,在参加了中国最著名的(对于批评人士来说,也是最臭名昭著的)高考之后,他的成绩位列全村学生之首。这给他带来的被称为“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的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在那里获得了电气工程的学位。之后,他在深圳找到一份工作,这座繁忙的城市比邻香港。在当时,这家名叫“华为”的公司还不为外国人所熟知。那是2011年,中国即将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正式踏上世界贸易和全球经济的舞台。
今天,马依然在华为工作,他的职务是高级软件工程师。他的父母已经搬到深圳,住在儿子在找到这份“中国的思科”工作之后不久,给他们买的一所小而整洁的公寓中。马买下这个公寓,以及他为自己和妻子买下另外一套公寓之后,它们的价格疯涨。从他参加高考到入职华为,短短5年时间,这个贫穷的家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样的故事在现代中国俯拾皆是。他们就是这个经济转型、高速发展的中国,从一个贫穷、中央计划经济体飞速转化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带来的产品。
让马一家人——以及数百万与他们经历相同的家庭——脱离贫穷,进入经济安全环境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根据各项公开的经济指标,中国高速增长的时期显然已经结束了。几十年来依靠生产、出口、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从而让中国飞速发展30年的模式,已经失去了前进的动力。而且,在2008年到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依赖大规模的信贷资金注入来提振经济,有数据显示信贷额的迅速增长已经大幅缩减。2008年,银行的账面资产大约是90亿美元。据亚洲独立研究所的Charlene Chu说,到今年年底,这个数字将达到280亿美元。瑞金中国首席经济学界王涛在最近预测,增长将会明显减速,明年的GDP增幅是6.8%,2016年是6.5%。
上海的建筑物点亮夜晚的天空。
在经过多年的两位数增长之后,中国的领导人对目前的增长水平感觉到紧张。在1949年开始统治这个国家的中国共产党看来,社会稳定高于一切,低于7%的年增长率是危险的信号。他们眼前浮现的是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无法找到工作;贫穷的农民来到城市里没有务工的机会;大农场纷纷破产;失业率空前高涨。
Daniel Rosen是纽约一家咨询公司铑合金集团的负责人,也是《亚洲社会》发表的一份论述中国经济改革前景的长篇报告的作者。他说:“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经过时,它需要的不是渐进式,而是迫在眉睫的改革。”
北京对这样的说法并不陌生。实际上,在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和他的政府在共产党所谓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了替代目前经济模式的改革路线路,目的是重新振兴中国的增长。这份报告被称为“决定性计划”,其核心内容是呼吁市场力量承担“资源分配的关键角色”。这句话让全世界具有西方思维的经济学家笑得合不拢嘴,同时让中国的保守派干部(这些人依然期望政府是国家经济的驾驶员)既心痛又嫉妒。
但是,政府仅有一个良好的愿望还远远不够。怀疑人士认为,习和他的总理李克强执政之后,没有发生太多的改变。现在问题很简单,政府对于必将引起痛苦的改革(实际上,痛苦已经出现了),有多大的魄力立即采取行动。
答案是:很大。纽约一家投资公司Silvercrest资产管理的首席策略师Patrick Chovanec说:“要走上正确的轨道,必须要先离开错误的轨道。发展所需要的新资源不应该被投入错误的方向,他们现在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已经落后既定的步伐已经有几年时间了。”
在路线图发布的当年,紧迫性的问题就一天比一天严重。一位在中国曝光率很高的西方对冲基金经理最近与北京的高官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议,他认为“习的政府起点非常高,但是现在似乎动力不足。”至于原因,他说是与中国所谓的“既得利益阶层”进行“讨价还价”的结果。这些利益主要存在且不限于经济结构中的国有部分,也就是所谓的经济“制高点”,包括银行、通讯、钢铁、汽车等等。在目前的经济模式下,这些国有企业红得发紫,他们在很多方面坚决拒绝任何有实质性意义的改变。
在这场围绕中国改革进程的赌局中,各方所下的赌注不能再高了。对于那些尚未晋升中产阶级的中国人——经济学家估计有5亿人口——来说,改革的结果决定了他们是否有机会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对于那些已经实现了“中国梦”的人——一份体面的工作、拥有住房和汽车——来说,他们希望自己的财富稳定、有保障、没有风险。对于一个面临营造一个合理的社会安全网络的政府来说,要做的事情是在一个迅速老化的国家(到2020年,25%的人口将达到65岁以上。在2005年,这个数字只有6%。)创立国家退休金制度和现代化的医疗制度,而停滞的经济模式只会让这些愿望化为泡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裴敏欣说,维系这个专制政府合法地位的唯一因素是经济进步,改革的失败等于“给自己判死刑”。
对国际社会的影响算不上令人不愉快,但的确非常巨大。自从它在十多年前加入国际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所有跨国公司最重要的一个市场。自从邓小平在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之后,这仅仅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这个国家已经从一个自行车王国变成最大的汽车市场。这个趋势永无休止,它消耗了最多的石油、铁矿、洗发水、智能手机、牙膏和啤酒。
2013年3月22日,一个女人在北京的一家超市中购物。
咨询公司APCO的中国主席、前任美国商会会长James McGregor说:“说中国是这个商品和那个商品的世界最大消费市场,已经算是陈词滥调了。你把13亿人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总量加起来,毫无疑问是任何一种商品的世界最大消费市场。”
那些试图了解中国未来走势的企业管理者,他们的问题是:你对于未来的增长和投资有什么假设?对于中国的未来需求有什么假设——它有能力在过去十年中把几乎每一种商品的价格推高,而在经济下滑时又能让石油、铁矿和铜的价格跳水?
美国一家大型跨国公司的中国CEO说:“中国在90年代末重组国有企业,之后加入了国际贸易组织,谁都看得出来这不会是一个长期高速增长的经济模式。一切都变化了,我们做了深入、痛苦的讨论来决定投资的力度,以及对中国持续增长的期望程度。结果是我一无所获,这太难了。”
围绕中国未来经济的不确定因素,可以在以前东亚地区的“经济奇迹”——及其后来的破灭——中找到先例。例证之一是日本。与中国一样,它在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像现在的中国)从而引起了西方对日本经济统治全球的担忧。之后,在90年代初,日本经济急转直下。二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恢复。
北京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吗?两个国家的确有很多类似之处,他们的经济增长驱动力主要都来自于投资,而不是消费。中国去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也就是工厂、设备和基础设施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5%,而居民消费只有36%。北京目前的经济改革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翻转这两个数字。
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裂是另一个因素,就像很多经济学家相信中国也必将如此。实际上,目前的经济放缓主要是房地产建设力度急转直下所造成的,瑞银经济学家王认为,这“将带来通货膨胀停止,或者多个需求渠道的通货紧缩”。这再一次引发了人们对日本综合症的不快回忆。
2014年3月15日,中国东部安徽省江淮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中国的工人们在流水线旁组装汽车。
当90年代初出现明显的经济放缓迹象时,日本似乎无法阻止银行给那些已经身陷债务危机的公司放款——不管是房地产开发商还是工厂老板。日本已经变成了《老板去度假》(译者注:1993年美国喜剧影片)型经济:把尸体放在角落里,给他的嘴上塞一个雪茄,假装一切正常。这就是所谓的“僵尸公司”现象。
局部的比较或许会产生误导。在中国,房地产市场远远比不上日本的房地产对经济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无法与美国同日而语)。虽然变化正在发生,但彻底推翻一切重来的动力还不至于威胁到整个经济体制。
但这还算不上是中国的主要问题。它的主要问题是,全行业都在用新贷款接济坏账,形成了中国的一种最糟糕的经济现状。一年前,一位路透社分析师针对所谓的“信任贷款”数据进行研究——也就是非银行的金融机构,不需要遵守国有商业银行的利率上限,结果显示,在2012年发放的所有这类贷款中,有超过41%进入了那些很有可能用它来延续旧债务的公司。信任贷款是中国所谓的影子银行系统的最大组成部分,银监会知道这其中的贷款风险最大。
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在临近上海的经济发达省份江苏的无锡市,一家中等规模的金属制造厂厂长——张先生,他不希望我们透露他的真实姓名——给《新闻周刊》的记者们讲述了这个公司近期的经历。自2000年之后,他们一直依赖国有的中国银行来满足他们的信用需求。他说:“我们建了一个工厂和两个仓库,他们给我们钱作为营运资本。”但是,从2011年末开始,“我们的销售量下滑,银行说他们必须削减贷款,这是政府的命令。我们无路可走。于是我找到一家信用公司借钱,这些钱都用来偿还中国银行前面的贷款。经济增长放缓之后,我们一直这么做。信任贷款的利率较高——14%,但是我没有别的选择。银行也在敦促我们这么做,因为他们想把钱要回来。”
这个例子仅仅是一个立志改革的政府所面对的困境中小小的一个层面。显而易见的是,宏观上的改革是放开金融业,微观上是放开利率。如果在中国的经济中,市场决定资源走向,那么市场也应该决定利率,而不是由政府决定。目前,存款利率由政府规定——仅稍高于通货膨胀率,这牺牲的是储户的利益。银行业太简单了,即使傻子做经理也会用人为压低的利率吸纳存款,然后用高利率放贷来赚钱。
同时,享受各项补助的体制导致了中国经济各行业生产过剩的现象。这反过来增加了通货紧缩的压力,因为几乎没有一家公司可以通过定价策略来获利。银行几乎不假思索地把钱借给有权势的当地雇主——通常都是国有大型企业,他们与地方官员有紧密的关系。地方官员的评判方式是当地的就业岗位增加数量,所有的政策和措施只有一个目的:更多,更多的投资、更多的工厂、更多的工作——还有更多的债务。
太阳在上海黄浦江上升起。
那位刚刚结束北京会议的对冲基金经理说,值得称道的是,新政府通过削减银行贷款“成功地把刺激政策赶出了市场”。但是这意味着投资放缓,也就是经济增长放缓。
影子银行系统把钱借给越来越多身陷债务危机的公司,让他们勉强得以存活。有官员说,到目前为止,政府对此采取的是默许的态度,因为他们想让银行习惯市场竞争。但负面的风险是日本式的僵尸公司。
这就让政府直接面对“既得利益阶层”,在这个例子中,银行希望收回贷款,国有企业希望信用窗口可以继续打开,这样他们才可以偿还债务。一些分析人士感到失望的是,政府理顺这些问题并且进一步解放金融制度的动作不够迅速。但是政府的理由很简单:这不是简单的事情,我们正在努力。
在利率彻底市场化之前,类似美国的那种存款保险制度需要建立起来。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张明所说,中国人民银行的官员透露,明年年初将会成立一家全国性的存款保险公司。张认为,这“可以让中小型银行有破产的机会,同时不会引起大范围的恐慌和大型银行的连锁反应”。央行行长周小川说,存款利率将在“两年内”实现市场化。
太子党主席
中国的金融市场改革困难重重,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利益在未来政策走向上投入了越来越多的赌注。大财富和大公司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牛群被牵走。可以肯定的是,曾经有过一些艰难的决策。前总理朱镕基首次强力推行国有企业的改革,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做准备的同时,导致大规模的下岗。事后看来,中国现代化经济改革的前两步——给私有企业松绑和利用廉价劳动力(这似乎是个无尽的资源)鼓励出口型经济——似乎谁都可以做到。前中国人民银行顾问、现在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黄育川说:“挂在较低枝头的果子都已经被摘完了,这届政府需要更强的铁腕。”
2012年4月19日,一个女人坐在北京市中心前门商业街的星巴克咖啡厅外面。
我们的焦点于是又回到了习近平身上,这位“太子党”主席(他的父亲是毛泽东的战友)在2012年11月成为党总书记。国内外的一些分析人士被他执政以来的举措所震慑。他实施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严厉打击腐败的行动,其中包括对中国最高统治机构中央政治局的一位成员的家族展开调查。他在海外彰显实力;残酷镇压本土的异见人士;唤起民族自豪感;重提中国传统文学,试图用他的“中国梦”来团结人民。他对此的定义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批评人士则认为,所有这些都模糊了改革的紧迫性,而这正式党最需要的东西。它甚至让人们不自觉地联想到毛,以及那个个人崇拜的年代。
这样的质疑有其合理性,但是习的支持者相信他只是在巩固自己的权力,利用一切手段来追求正确的结果。APCO的McGregor说,习“采用毛的策略成为邓2.0版本”。他的周围依然有大批具有改革思路的顾问,而且没有出现任何退缩的迹象。在2020年之前,他还有一些时间完成自己的计划,而且政府在一些关键领域已经有了重大突破,比如金融改革和允许私人企业进入国有公司垄断的行业。而且,现在的改革已经和邓在35年前大手一挥的变化完全不同了。Rhodium的Rosen说,改革的内容太多,情况“太复杂”。中国雄狮的建议是,耐心点。
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真正走向市场经济之后或许在两位数的增长中受益良多。习和有限公司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在经济奇迹的年代一去不返之后,中国人自己有足够的耐心接受经济放缓——以及伴随出现的阵痛——的现实吗?这是全世界所拭目以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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