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微不足道的要求与完全不公的世界(3)
——《不平等的代价》 序言
核心提示:斯蒂格利茨是美国著名的中左经济学家,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长期致力于研究不平等问题。在“占领”运动之后,出版专著《不平等的代价》。他在书中集中批判了严重的失业、两极分化、阶层固化等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经济问题,指出无论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都存在着令人无法忍受的不平等,危机之后各国的民众抗议运动是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双重失败的结果。下文是《不平等的代价》一书序言。
我们的市场体系正在侵蚀基本价值观吗
虽然此书关注的是平等与公平,但另一种基本价值观似乎也受到了我们体制的冲击——公平竞争感。一种基本价值观念的存在本应使那些违背该价值观的人有罪恶感,比如那些从事掠夺性贷款的家伙、那些把有如定时炸弹的抵押贷款放给穷人的家伙、那些设计了各种“计划”造成几十亿美元透支从而收取过高手续费的家伙。然而令人诧异的是,有罪恶感的人微乎其微,有揭发行为的人更是微乎其微。我们的价值观念出了某种问题,于是不择手段来实现挣更多钱这一目的,在美国的次贷危机中表现为剥削我们中最穷和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人群。
对于所发生的这一切,大部分只能用四个字来描述——“道德缺失”。在金融界和其他领域工作的很多人的道德指南出了问题。当一个社会的规范以很多人丧失道德指南的方式发生变化时,这足以说明该社会出了大问题。
资本主义似乎已经改变了那些被它俘获的人们。那些初到华尔街工作的都是最聪明的人,除了上学时成绩更优秀,他们与大多数美国人没什么不同。但当这些人发现在华尔街的工作就时间而论少得离谱但相应工资收入却高得惊人时,他们就把那些曾经拥有的梦想像寻求救世良方、创造新兴产业或帮助穷人脱贫都抛到脑后了。随后频繁上演的一幕是:那些梦想不仅被搁置一旁,而且被彻底遗忘了。
因此,人们对于大公司(不仅是金融机构)有一大堆的不满也就不足为奇了。比如,烟草公司暗地里把它们的有害产品做得更容易使人上瘾,尽管它们试图使人们相信没有什么“科学证据”证明它们产品的毒害性,其实它们自己的档案里存着的都是相反的证据。埃克森石油公司也同样花大笔钱试图使人们相信全球变暖的证据不足,然而美国国家科学院以及其他科学机构都提供了充分证据表明全球变暖。正当美国经济尚未摆脱金融界违法行径的重创时,英国石油公司(BP)的石油泄漏事件揭示了公司不顾后果行事的另一面:不谨慎的石油开采不仅危害了环境,而且还威胁到墨西哥湾以捕鱼业和旅游业为生的数千人的生计。
如果市场果真兑现了诺言,改善了多数公民的生活水准,那么所有的企业原罪、所有的社会不公、环境受到的创伤、穷人受到的剥削等一系列问题或许都可以被原谅了。但是对于年轻的愤怒者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抗议者而言,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实现诺言,反倒造成了一系列始料不及的结果——不平等、污染、失业。最严重的是,价值观堕落到了极点:什么都可以做而且不会被追究责任。
政治体制失败
政治体制似乎和经济体制一样失败。鉴于世界各地年轻人的高失业率——西班牙将近50%、美国将近18%,也许令人感到诧异的不是最终爆发了抗议活动,而是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才爆发。失业的人们,包括那些读书刻苦、做事循规蹈矩的(就像某些政客所惯于说的“规规矩矩行事”)年轻人,面临着一个严酷的选择:要么保持失业,要么接受一份远远低于他们水平的工作。很多时候甚至连选择都没有:因为压根儿就没有工作可干,而且持续好几年。
对于为何过了这么久才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的一种解释是,在经济危机开始之初,人们对民主仍存有希望,相信政治体制能发挥作用,能把那些造成危机的家伙绳之以法并迅速修复经济体制。但是泡沫破裂多年以后,人们才逐渐认清我们的政治体制失败了,因为它没能阻止危机爆发、没能控制不断增长的不平等、没能保护身处社会底层的人们、没能阻止公司的胡作非为。认清这些之后,抗议者才走向街头。
美国、欧洲和世界其他民主国家的人们都以自己的民主制度为骄傲。但抗议者对是否有真正的民主提出了质疑。真正的民主不仅仅是每隔两年或四年有一次投票选举的权利,民众选举必须要有意义,政客们必须要倾听选民的意见。但越来越多的情况(尤其在美国)中政治体制似乎更倾向于“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因此,政治体制不但没有纠正市场的失败反而强化了这些失败。
政客们虽然在演说中指出我们的价值观和社会都出了问题,但随后他们还是任命那些曾在市场体制严重失败过程中执掌金融机构的CEO和其他企业高管担任政府要职。我们本不应该期望并不成功的体制的设计者能够重建该体制使之奏效,尤其是对大多数公民奏效——果然这些设计者们失败了。
政治失败和经济失败是相关的,它们彼此相互强化。一种放大了富人意见的政治体制会提供充分的机会制定并执行相应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设计不仅不能保护普通公民免受富人的剥削,而且会进一步以社会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使富人更富。
上述事实引出了本书的核心论点之一:尽管也许有潜在的经济力量在起作用,但是政治塑造了市场,并且是以社会其他人利益为代价、以有利于社会上层群体的方式塑造了市场。任何一个经济体制都必须有规则和规章,必须在一个法律框架中运行。有很多种不同的法律框架,每一种框架对于增长、效率、稳定以及分配都有重要影响。经济精英们推出了一种有利于他们自己却无益于他人的法律框架,但是在这种框架下的经济体制既无效率也不公平。我将解释这种不平等是如何反映在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所做的每一个重要决策中——从我们的预算到我们的货币政策甚至到我们的司法体系。我也将表明这些决策本身是如何加剧了这种不平等。
对金钱利益集团如此敏感的政治体制就难免受到影响。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造成了政治权力的日益失衡,于是政治与经济之间形成了一种恶性关系。二者共同塑造着包括社会习俗和制度在内的社会力量,同时也被这些社会力量塑造着。社会习俗和制度强化了这种日益严重的不平等。
抗议者所要求的和他们所实现的
也许相比大多数政客而言,抗议者更能抓住问题的实质。一方面,他们要的如此之少:一个能发挥自己技能的机会,一份能挣得体面工资的工作权利,一个较为公平的、能对他们施以礼遇的经济和社会。在欧洲和美国,抗议者的要求不是革命式的而是演进式的。另一方面,他们要的也很多:一种注重人而非金钱的民主制度,一种能兑现诺言的市场经济。这两个要求是相关的:不受约束的市场无法良好运行,这点我们已经看到了。为了让市场以应有的方式运行,就必须有适当的政府调控,而要有适当的政府调控,我们就必须有一种能反映普遍利益而非特殊利益或上层利益的民主制度。
抗议者被批判为盲目行事,但这种批判忽略了抗议运动的意义所在。这些抗议运动其实是对政治体制感到沮丧的表达,甚至是对有选举制国家的选举过程感到沮丧的表达。它们给当政者敲响了警钟。
抗议者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智囊团、政府机构和媒体都证实了抗议者指控的合理性——不仅市场体系出了问题,高度难以理喻的不平等更是出了问题。“我们是那99%”这一口号已经渗透到民众意识当中。没有人能确定抗议运动会走向何方。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这些年轻抗议者已经改变了公共话语以及普通公民和政客的意识。
结语
在突尼斯和埃及爆发抗议运动之后的几个星期,我写下了下面这段文字(作为我发表在《名利场》杂志那篇文章的初稿):
当我们凝视着大街上那高涨的民众热情时,我们不禁自问:这场运动何时会蔓延到美国?在很多重要方面,我们自己的国家已变得很像这些遥远的、陷入困境的地方了。尤其是那施加于几乎所有事物的桎梏,施加者是社会顶层的极少数人——也就是人口中那最富有的1%群体。
不出几个月的时间,这些抗议运动就蔓延到了美国。
本书试图深度阐释发生在美国的一个方面——我们是如何变成了一个如此不公平的、机会越来越少的社会,这种不公平的后果可能是什么。
我今日所描述的景象有些黯淡:我们才刚刚开始了解我们国家偏离了初衷有多远。不过仍然还有希望。还有其他备选框架能更好地服务于整体经济,最重要的是,能更好地服务于广大公民。这种备选框架的一部分要求市场与政府之间有一种更好的平衡,这种观点得到现代经济理论和历史证据的同时支持,对此我稍后将加以解释。在这些备选框架中,政府承担的一项角色是收入再分配,尤其是当市场过程的结果大相径庭的时候。
批判收入再分配的人有时会说再分配的成本过高。他们声称抑制因素过多,穷人和中间层人士的所得远不能弥补上层人士的所失。右翼人士经常争论道,我们本可以有更多的平等,但必须以经济增长放慢和GDP降低为代价。正如我将显示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我们的现有体制一直不断地把财富从社会底层和中层转移到上层,但这种体制效率太低,以至于上层的所得远远少于中层和底层的所失。实际上,我们为日益加剧和超大规模的不平等付出了高昂代价:不仅是增长放慢和GDP降低,甚至还有更多的不稳定。这还不包括我们付出的其他代价:被削弱了的民主制度,降低了的公平和正义感,甚至还有我先前提到的对民族认同感的质疑。
几句提醒的话
我经常宽泛地使用“那1%的群体”这一表述方式来提及上层人士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在有些情况下,我真正想提及的其实是一个更小的群体——那1%群体中的前1/10;在另一些情况下,比如在讨论享受精英教育时,所指的群体就更大一些,也许是总人口的5%或10%。
读者也许认为我对于银行家和公司CEO谈论过多,对于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后果也谈论过多,尤其是在美国的不平等问题由来已久的情况下。这不仅是因为银行家和公司CEO已经成为公共舆论的鞭挞对象,更重要的是,他们象征着问题的所在。很大一部分来自上层的不平等是与金融界和公司CEO有关的。不仅如此,这些领导者还帮着塑造了我们对于什么是好经济政策的看法,除非并且直到我们了解了这些看法错在哪里,以及这些人是怎样以其他人为代价谋取私利的,我们才能够重新制定政策,以确保重建一种更加平等、更为高效、更有活力的经济。
任何一本像此书一样的通俗读物都少不了许多一概而论,这在满是限定条件和注释的学术著作看来是不够恰当的。对此,我预先道歉,并建议读者去参阅那些我在本书最后“注释”部分所推荐的学术著作。同样我也要强调,当我在斥责“银行家”时,我过分简单化了。我所认识的金融界人士中,有很多是赞同我的大部分观点的。他们中有些人反抗滥用职权行为和掠夺性贷款;有些人想遏制银行的过度冒险行为;有些人认为银行应该关注核心业务。甚至有几家银行就是那样做的。但是很显然,大多数重要的决策人物并没有那样做:不论是在危机开始前还是发生后,那些最大和最有影响的金融机构的行为方式的确应受到批判,而且必须要有人承担责任。我所斥责的“银行家”正是那些决定参与欺诈和不道德行为的人,是那些创造出促进这类行为的企业文化的人。
为本书提供思想的人
像这样的一本书依赖于数百名研究者的理论学识和实践知识。把所有描述不平等的资料汇集起来不是件容易的事,对于给为何会发生正在发生的这一切提供一种解释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为什么富人变得更富有?为什么中产阶级被掏空?为什么穷人数量不断增加?
尽管我在本书各个章节的注释部分都提到了一些要感谢的人,但是如果我不特别提及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和托马斯·匹克提(Thomas Piketty)艰苦细致的工作,或者不提及我早期的合作者之一安东尼·阿特金森勋爵(Sir Anthony B.Atkinson)40多年的工作的话,那我就显得疏忽和怠慢了。由于我这本书的一个核心部分是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交织,所以我必须要延伸到狭义界定的经济学领域之外。我在罗斯福研究所(Roosevelt Institute)的同事托马斯·弗格森(Thomas Ferguson)于1995年出版的著作Golden Rule,比较早地严格探究了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即为什么在基于“一人一票”的民主国家里,金钱显得如此重要。
并不奇怪,政治与不平等之间的联系已成为最近许多文章和著作的焦点。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延续了雅各布S.哈克(Jacob S.Hacker)和保罗·皮尔逊(Paul Pierson)二人合著的大作Winner-Take-All Politics。14他们二人都是政治学家,我则是一名经济学家,但我们都在努力解决同样的问题,即美国这么严重并且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到底该如何解释。我想问:我们该如何把所发生的这一切与标准的经济理论协调起来?尽管我们是从两个不同学科的视角来审视这一问题的,但我们得出了同样的答案,套用克林顿总统的话就是:“都是因为政治,笨蛋!”(It’s the politics,stupid!)金钱掌握了政治话语权,正如它掌握了市场话语权一样。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并且显而易见,于是促成了一系列关于此话题的书籍的诞生,比如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写的Republic,Lost。人们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正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民主制度,正如两本书所反映的:一本是拉里·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写的Unequal Democracy,另一本是诺兰·麦卡蒂(Nolan McCarty)、基思·普尔(Keith T.Poole)、霍华德·罗森塔尔(Howard Rosenthal)等人合著的Polarized America。
但是在一个人人都有投票权(而且根据定义,多数选民并不在那1%的群体里)的民主国家里,金钱到底为何并且如何这么强大有力,一直是个未解之谜,我希望这本书对此能提供一点解答。最重要的是,我将试图阐释经济与政治二者之间的关联。尽管大家已清楚地看到,这种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不利于我们的政治(正如前面提到的那一系列书籍所证明),但我要解释的是,这种不平等也非常不利于我们的经济。
我自己想说的几句话
通过写这本书,我回到了50年前吸引我进入经济学研究的一个话题。我当年在阿默斯特学院最初学的是物理专业,我喜爱那些描述我们世界的精美数学理论。但是我的心却在别处,真正吸引我的是当时那些社会和经济剧变、发生在美国的民权运动以及在当时第三世界进行的那些争取发展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这种强烈愿望部分根植于我在美国工业核心地带——印第安纳州加里市的成长经历。在那儿我亲眼目睹了不平等、歧视、失业、经济衰退。当我还只有10岁时,我就纳闷为什么那位整天照看我的和蔼可亲的女人在这个看上去特别富有的国家却只有小学六年级的文化水平,我也纳闷为什么她不照看自己的孩子却来照看我。在当年那个时代,大多数美国人都把经济学看成一门关于赚钱的学问,于是我在很多方面看来都不太可能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我生长在一个积极参与政治的家庭,大人们告诉我金钱不是最重要的,金钱从来都买不来幸福;最重要的是为他人服务和追求充实的精神生活。但是在喧嚣的20世纪60年代,随着我在阿默斯特学院不断接触新思想,我发现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远远超过如何赚钱,它实际上是对不平等根本原因的一种探究,我可以有效地把我对数学理论的偏爱投入到这种探究中。
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所写博士论文的主要内容就是不平等、它随着时间的演进以及它对宏观经济行为特别是经济增长的影响。我选用了当时被称为新古典模型的一些标准假设,证明了根据这些假设,在个体中应该出现一种朝向平等的聚合。19很明显,新古典的标准模型出了问题,正如我在加里市的成长历程清楚地向我表明,那种说经济是有效率并且不存在失业或歧视的标准模型是有问题的。正是认识到这种标准模型无法准确描述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我开始寻求其他模型,其中市场不完善、特别是信息不完善和“无理性”都发挥着重要作用。20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这些观念深入发展并赢得经济学界某些人士的认可,相反的观点——市场运行良好,或者只要政府不干预的话,就会运行良好,充斥于大部分的公共话语中。如同我先前所写的那几本书,这本书也试图纠正误解、陈述事实。
注释
[1]1848年爆发了欧洲革命,是一场覆盖法国、普鲁士、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等欧洲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1848年欧洲革命打击了欧洲各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摧毁了反动的神圣同盟和维也纳体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译者注
[2]1968年爆发了世界范围的抗议和游行,参与者主要是学生和工人,比如法国爆发了全国工人大罢工,美国“反越战”运动进入高潮,各国反文化运动(如性解放、嬉皮士、女权运动、反种族运动等)风靡一时,西方新左派正式产生。——译者注
[3]斯蒂格利茨这篇文章的英文标题为“Of the 1%,by the 1%,for the 1%”,是效仿林肯总统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讲的结尾句: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译者注
[4]本书中提到The Great Depression和The Great Recession两个术语,前者指20世纪30年代爆发于美国并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后者指2008年始于美国并波及全球的“大衰退”(即最近这次金融危机)。——译者注
[5]霍瑞修·爱尔杰(1832-1899),美国儿童小说作家,作品大都是讲穷孩子如何通过勤奋和诚实获得财富和社会成功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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